大學的角色在於它試圖連結科學兩個看似互相排斥的面向：一方面是保持距離，以確保追求客觀的真理與瞭解，另一方面則是參與社會，以便讓科學發揮其影響力。學者同時被好奇心與參與感所驅動：在追求基礎知識與基本瞭解的同時，也希望自身的工作對社會富有意義。這兩個看似弔詭的面向，可從社會對科學的矛盾要求所窺見：科學必須中立，但又必須產生影響力；科學家必須獨立（不受社會影響），但又需要參與社會。科學必須價值中立但又必須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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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論壇的與會者往往將討論放在研究者是否能夠將其發現概念化（或隱喻），以解釋某些新行動體與新關係，不過這也許與大量人類學者參與此會有關。至於為何想要找到不同的詞彙、概念、譬喻來描述、理解或想像環境，我的推測是：如果關注非人世界是這些研究者的研究／政治價值，那麼隨著納入越來越多過往沒有關注到的行動者，我們就需要盤點現有的知識庫與想像力是不是足以應付這些被我們納入視野的新現象與行動者。
我認為栗山教授的洞見，不只是在說明醫學應該要重視時間的關鍵力量。而是希望我們改變研究與關注的尺度，首先，我們必須重新注意時間，一是對於BGF時代的理解，避免以當下所經歷的世界出發產生的誤讀；二則是需要將時間納入分析，時間應是疾病與健康的關鍵因素，它們不是靜止的狀態。除了關注時間的影響與尺度外，我更認為我們也應該重視空間的尺度，不只是看見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傳統醫學看待時間的相似之處，也該看見不同空間，如何在歷史上產生相同與相異的身體與疾病觀點。如此豐富的空間與時間尺度，才能避免將西方醫學史與醫學史劃上等號。
謂的網路成癮危機，其實反映著社會加劇的階級分化與資源競爭的衝突；換句話說，社會對「網癮」的焦慮反映了僵化的主流價值與一種急欲規訓這些不正常狀態的焦慮。這麼說來，網路成癮的問題並不在成癮的行為本身，而在於其所處的社會如何建構出成癮的事實，但事實卻是焦點被轉移到成癮行為本身。
本書將分為四大篇，展示 AI 與人社領域在「政策法制」、「社會倫理」、「思想哲理」、「技術文化」等面向的互動關係與交互作用，希望讀者能由這些篇內的各章內容思考不同領域如何思考與面對 AI 的議題，必然能更有收穫。在此也需要特別說明這四個篇章的區分並非絕對，如同 AI 科技牽動人文社會的千絲萬縷關係，談及政策法制必然隱含規範與倫理，而其中難免也涉及不同技術文化，以及需要哲理面的釐清。因此，上述區分只是幾種思考與觀察的切面，讀者可以由這四個面向體會 AI 如何與人文社會議題相互牽扯，並可觸類旁通開展更多探索面向。
除了技術與產業轉型外，AI帶來的潛在願景與衝擊，已經觸發法律、政治、經濟及社會，甚至關於人性、思想與價值的根本議題。除了 AI 技術領域的專家，我們如何面對這些變局呢？人文社會領域，甚至一般大眾，對於 AI 發展有哪些介入的可能？是否有機會發展不同的 AI 展望呢？尤其是相較於 AI 的重大技術變革，各界又能在其中扮演哪些角色呢？
看待台灣戰後交通運輸和軌道建設，要從跨國科技流動的觀點，解析知識和技術專業的跨國流動的驅動力量、流動路徑和在地脈絡與需求。尤其是像捷運和高鐵這種高技術和資本含量的大型科技系統，都會涉及高度敏感的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動態考量。他提到 David Edgerton 談科技民族與全球主義時，指出科技的全球流動不是理想和均質的，是有權力和資源的落差和影響介入的。在黃老師研究要處理的從 1950-1990 年代，在台灣具體影響科技和知識的驅動、流動和作用，這個大的結構脈絡就是冷戰。
機器人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吸引人的題材，即使是嚴肅的科學研究也是如此；而關於社交機器人的研究也開啟了一項有趣的哲學或心理學議題，即「社交」(Socialness) 到底是怎麼樣的存在？社交可以是一種單向行為嗎？還是必須是雙向的？如果沒有語言溝通也沒有行為互動，純粹地站在旁邊欲言又止也算得上社交嗎？
從台灣在地脈絡來看，原子能的發展，從美國援助角度是希望從和平用途方向進行技術援助和移轉，但從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中正總統的角度，卻從未放棄發展核子武器，她提醒因此不論是從原子能的物質性和基礎設施特性，或是當時台灣的發展脈絡來看，原子能作為一種冷戰科學，都高度反映其作為一種「國家－軍事－科學複合體」特性存在。
STS 學會在 2020 年底的台北雙年展「協商劇場」中，曾以｢離岸風電進行式｣，提出工程專業教育轉型及與跨領域融合的期待。希望我們正朝向，工程與海洋的複合知識與實踐，成為顯學，成為眾專業朗朗上口也興致高昂討論的綜合挑戰題。希望台灣公民對建立海洋國土上（裡）科技事務的思辨與參與，終究能徹頭徹尾地改變台灣的海洋工程文化及產業常態。
我們若真正關心公共決策，就需要時時關注森林與樹的變化，並根據這變化調整我們對合理公共政策的看法。因此，學習關注動態，並以開放心胸調整自己對公共政策的看法（以及其背後思考基礎），是從政府到每位公民都需要學習的態度。
由於地理環境、⼯程技術上的限制，⼀個科技系統的成熟，很有可能會阻礙其他科技系統的發展可能。⽽⽬前的中運量捷運系統⽅案，也可謂是在基隆河⾕的軌道運輸系統的路徑依賴與周遭系統的科技動量強弱消長之下，在重重限制中逐漸被捏出來的解決⽅案。最終八堵到基隆市區，以及更後期基隆市區的軌道運輸⽅案，也仍待更多環境、技術、物質以及政治的⼒量多⽅形塑，才可能有清晰的圖像。
國家或政府不似常識中所想的鐵板一塊，而某些外界（通常在災害後）認為早就應該推動的環境調查、監測或研究計畫，其實都得經過官僚體系迷宮的層層考驗才能（可能莫名其妙地）被搬上檯面。而那些層層迷宮除了經常被檢討的體制設計外，其實還有乍聽陳腔濫調的「跨部會溝通整合不足」──即官僚們如何在實際互動中讓大型、長期也難以輕易做為政績的政策或計畫實現。
一直以來，台灣的 STS 研究社群以西部的技術發展為主要討論內容，從電力，水利，交通運輸，農業轉型，工業發展，到醫療照顧等等層面，不論在歷史發展或者科技類型的轉變程序上，都可以找到以西部為主的背景脈絡。因為從後殖民與後進國家看待技術的發展過程，走向東亞區域的歷史比較路線，也作為早期STS在台灣研究的發展方向。當地方特有技術議題與脈絡從歷史發展路線的比較觀點走出來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到過去被當作單一主體的台灣，其實涵納了許多異質且多元的認識觀點與技術發展方式。
Louise Amoore 認為與其窮究演算法設計的過程，與責任歸屬的分配，我們更需要「倫理政治」（ethicopolitical）的探討，在理解演算法造成的社會後果時，花更多的心力發掘演算法如何使得原本充滿不確定的世界，轉變成能為人與機器共同感知與分析的具體對象。此外我們也能更加關注具倫理政治重要性的各種演算法的實作，以使構成社會的各種不確定性、獨特性、固執於頑強的存在、與無法化約的特質，皆有延續的保障。
在行政上國家因為遲滯地處理此事件，因而造成損害擴大而負擔責任，監察部門也因此糾正行政部門的怠惰。相對於遲滯隱匿的國家，更重要的治理行動源自於社會，因為受害者組成自救會、「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立法倡議，得以催生台灣油症受害者救濟立法。
健保資料庫案揭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究竟國家大規模蒐集個人健康資料的「重大公共利益」是什麼？重大公共利益成為法庭上重要的攻防焦點，在於憲法第二十三條容許國家在「必要」範圍之內，得以法律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但對於何謂「必要」限制人權手段的內涵，以及如何適用比例原則仍存有很大的爭論空間。
乍看「照護」與「科技」是兩個很遙遠的概念，前者讓人聯想到情感與溫暖，後者則是讓人聯想到理性與較為冰冷的觸感。然而，洗澡機的案例呼應 STS 理論，探討照護與科技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女性主義 STS 研究以寬廣的觀點看待「照護」，指出「照護」可以指涉任何維持、繼續、修護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所做的各種努力，其中裝配許多技術物、情感、與政治。病人、家屬與安寧團隊花費許多力氣一起投入洗澡的活動，也是為了可以好好地照護末期病人的生命品質，直到生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