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環境史

從來所謂林學，不過就樹種較為單純之寒溫帶林業，亦即以北方林業為基礎而已。其對樹種豐富，且呈雜亂混淆之南方林業，則未與焉。以北方之林業，代用於南方，似不可能。北方之林業，係單純林式之經營，而南方之林業，適得其反。非以混交林之經營法不可。且就其豐富之木材工藝資源（單寧橡膠），更不可不經營多角形的林業。

以上段落出自一位殖民林業官員佐佐木準長的文章，標題為〈臺灣林業管見〉。佐佐木準長為戰後初期為行政長官公署留用的林業專家；面對當時中華民國接收大員、一心一意要以最新的林業理論來建設新臺灣時，他感觸良多，是以寫下前述段落。過去一年多間，我一直跟學生張嘉顯與研究夥伴張家綸鑽研戰後臺灣的林業史。更具體地說，我們想要了解，在北方林業與南方林業碰撞的當下，臺灣環境與社會出了什麼事。然而，光是「接收」便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我不時想起發生在大學時期的一段插曲。有天，我在皇帝殿附近山區亂走；當時年輕氣盛，我失於對放在岩窟中的甕（別問我那是什麼），適當地賦予敬意；而我也在山裡面被困了五六個小時，一直走不出來。那五六個小時，是我有限的爬山生涯中，感到最驚恐的時刻。過去一年間，我遭遇到不少類似時刻。不過，眼前終於出現一線曙光。藉由這個機會，我想跟STS與環境史的同好們，分享這線曙光照亮的角落。以下段落均出自逼近完成、可以問世的文章草稿，是我在這個時刻我關切的，而非任何以出版文章的再利用與回收。

戰後國民政府的日產接收無疑是理解戰前與戰後臺灣史的關鍵詞。過去十年間，研究者逐漸超越先行研究中以政策、黨國、獨佔與掠奪為主題的分析框架，改以細緻的個案研究，彰顯接收過程中各方勢力的角逐與協商。本文以此視野來看待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的接收工作。在相關研究中，林務局的接收一向被視為國民政府獨佔日本殖民遺產、但又人謀不臧的代表。論者指出，林務局整碗捧走日本殖民者為了掠奪而成立的龐大國有林野，不費吹灰之力便完成對臺灣森林資源的獨佔。論者也認為，在完成獨佔後，林務局的下一步便是恣意榨取臺灣森林的利益，一方面排除民間業者投身林業的可能性，另方面林業官員又不潔身自愛、貪污頻傳，植伐失衡，從而埋下風災水患的禍根。

本文挑戰如此單向、後見之明、且在很大程度上一廂情願的說法。運用已開放、但至今仍少為人利用的林務局相關史料，輔以典藏在林務局與新竹林區管理處的檔案，本文凸顯接收時各方行動者的眾聲喧嘩。在概念上，本文參考晚近科學史與環境史的發展，將接收理解為跨界拼裝的過程。本文的立場是，接收不會只是接下或收過殖民遺產而已；研究者有必要從接收者的角度與經驗出發，具體說明他理解殖民遺產時的概念，以及他如何在遺產中尋覓堪用的零件，拼湊出「建設新臺灣」時所需的制度與基礎設施。一旦將接收理解為拼裝，研究者就有必要深入探討「維持的問題」；而為了回答此問題，研究者得設法看見科學史家謝平（Steven Shapin）所稱之「隱形的技師」（invisible technician）。一輛拼裝車之所以可以上路，關鍵不會是車子本身；更重要的毋寧是駕駛者的手腕與巧思，以及負責保養與修車之技師的悉心維護。

在本文中，這名拼裝者與駕駛者為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長黃維炎。1930年代末期，黃維炎負笈慕尼黑大學，親炙當時林業界擁抱納粹自然保護政策的風潮。返國後，他又結合孫中山的林業思想、主掌農林部第三實驗林場的經驗、戰後中國之重建與復興等現實需要，提出「國防林業」的概念。黃維炎認為，大規模的森林得由國家經營、受專業訓練之林學家得協助國家擬定全國一體的林業政策、地方應有基層林業單位貫徹國家之政策等。要之，黃維炎認為，理想的林業體制應徹底一元化與中央集權；如同軍事體系一般，中央林業機關為「大本營」，基層林業機關則宛若「前哨部隊」。1945年8月起，當他肩負接收與重整殖民林業遺產之責時，他的夢想是將國防林業的概念嫁接其上；但問題是，此嫁接要能成功，接穗與砧木的體質得相符才行。然而，實情正好相反。1930年代末期，當黃維炎在構思一元化與中央集權的國防林業時，臺灣的殖民林業卻走向多元與分權。原來，當19世紀德國之法正林概念證明水土不服後，殖民林業學者與官員轉向參考美國林業。汲取當中「清理」的概念，他們認為，臺灣森林非但不是日本帝國的「寶庫」；生長量已低於枯死量的針葉林、形質低劣的闊葉林等，再再是臺灣的「負債」，得設法清理，否則永續收穫將如緣木求魚。此清理的概念，連同軍部對臺產木材的高昂需求，帶動一系列林業體制的變革。至終戰時，總督府內的林業部門已縮減至農商局下的一個課，負責林業政策之擘劃；地方林政事務，由州廳政府下的山林管理所辦理；木材生產任務，則由少數幾個政府特許之國策會社，向政府取得國有林之伐採權利後，再發包給為數龐大之伐木，造材、運材等會社辦理。要之，黃維炎的國防林業，與殖民政府留下之林業體制，恰巧位於光譜兩端：前者強調以國家為中心、一元化與中央集權，後者則以會社為中心、注重多元、去中心甚至本土化。

因此，即便黃維炎志在嫁接，該嫁接無法一蹴可及。所幸，在行政長官陳儀的支持下，黃維炎多少可湊出一個頗具規模的林務局，將已處分給會社經營的林場，以及原由州廳政府管轄的山林管理所，全都收攏至該局麾下。但無論如何，該局仍是個拼湊品—或者，更準確地說，為黃維炎刻意違逆殖民政府已然啟動的去中心化與多元化趨勢，硬兜出來的實驗品。為了維持該實驗品的穩定，黃維炎做出種種妥協。首先，黃維炎在將各林場收歸林務局後，受到農林處長趙連芳的反對，不得不成立半獨立的林產管理委員會來統籌。其次，他允許縣市政府擁有山林管理所的指揮權，而由林務局負責各所的人事行政與計劃經費。第三，他挪用日治末期的特賣制度，以文書規則及緣故關係，讓臺灣業者的伐木權利得以延續，不至於因政權轉移而中斷。

對黃維炎而言，前述作法都是為了貫徹國防林業，不得不做出的妥協；然而，對基層林業人員而言，這些妥協讓他們在現場無所適從。原來，終戰迫使大批日本業者撤出臺灣林業，而其藉由特賣制而佔有的森林回覆為國有林。原先只能承攬日籍業者工作的臺籍業者開始騷動，爭先與林務局結盟，希望能被扶正，成為新體制中的特賣業者。這百家爭鳴之景象便是新竹山林管理所所長鍾毓得面對的現實。我們看到，如無這位「半山」努力與當地業者「打成一片」（黃維炎之語），黃維炎硬湊出來的林業體制，恐怕難獲業者支持，遑論觸及地方社會。然而，「打成一片」又是招險棋；鍾毓便是與業者走得太近，遭到官商勾結的指控；而為了維持林務局的正當性與權威，黃維炎只得讓鍾毓留職停薪。對基層林務官員而言，他們學到的一課恐怕是，與其發揮創意與手腕，替高層官員修補與維持其不切實際、過於理想的林業體系，倒不如照章行事，做個體系中的螺絲釘。弔詭的是，或許基層官員只想當個螺絲釘，然在黃維炎拼湊的體系中，恐怕連個可鎖緊螺絲釘的螺絲孔都沒有。只願照章行事、不願與地方打成一片以避免任何官商勾結之指控的基層官員，反倒讓業者得以見縫插針，甚至與反對林業之一元化的政府機關結盟，讓原本即破綻百出的林業體系搖搖欲墜。

這便是黃維炎繼任者面臨的問題。1947年（民國36年）5月，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黃維炎拼湊、經大量妥協方能成立的林務局，遭到解散，重組為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首位局長唐振緒，對於黃維炎竟保留特賣制，讓原先的盜伐者轉為合法的特賣業者，大為不滿，選擇與其正面對決。然而，這些挺過殖民統治、政權轉移與228事件的業者隨即反撲，結成公會，四處陳情，力道之大，讓唐振緒黯然辭職。林產管理局與特賣業者間的對抗一直延續到1960年。在折損四位局長（唐振緒、梁劼誠，李順卿與皮作瓊）後，在美國林業界之奧援、逐漸站穩腳步之國民黨政權、白色恐怖之氛圍中，林產管理局才正式將特賣制送入歷史，以標賣制取代之。是年，林產管理局改組為林務局；原先的7處山林管理所，與6處官營林場合併，成為13個林區管理處，由林務局直轄，黃維炎於15年前夢想的一元化與中央集權式的林業，終於成為現實。

那麼，我們該採用何種史觀，方能彰顯戰後臺灣森林史與環境史的複雜與波折，而不是逕自地以獨佔、掠奪、貪污、開發對上保育等詞彙來一以貫之？佐佐木準長的建言可供參照。如前所述，面對一心一意想將德國林業施加在臺灣之上的黃維炎，他明白表示，以「以北方之林業，代用於南方，似不可能。北方之林業，係單純林式之經營，而南方之林業，適得其反」。我們認為，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立場或許不同，但均屬北方觀點；更具體地說，不管研究者側重者為大有為、洞燭機先的技術官僚，還是一心一意、只為獨佔與掠奪的黨國體系，不管是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均是試著一以貫之，從而看不見臺灣林業史與環境史中的「豐富」與「雜亂混淆」。那麼，當臺灣的「大伐木時代」已然遠颺，且大量原始資料逐步出土，而研究者終於可保持距離，追問過去發生什麼事，又出了什麼問題，第一步可以怎麼做？我們建議，除了擁抱歐美理論大師如Anna Tsing、Donna J. Haraway、Bruno Latour針對人類世（Anthropocene）提出的診斷與洞見外，更直接的方式是，走入臺灣的森林。這裡的森林，不是位居高海拔、為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妥善維護的針葉林，也非森林遊樂區中被積極撫育的人工林，而是那些經人為活動干擾後萌生的次生林，或是久未照顧的柳杉造林地。在此類森林中，你看不到什麼優勢物種，有的只有在各角落與縫隙間迸發的生命，以及這些生命間的多重交織。到那個時刻，前述大師費勁提出之種種深奧難解，高深莫測的分析概念，描繪的就是臺灣的現實。在那個時刻，或許你會體會到我們所體會到的，此種以「北方林業代用於南方」，依然流行於今日的人文社會科學界，我們其實沒有比黃維炎更高明多少。這或許是戰後初期之林業史，可以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