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萬宗綸
「輔具」顧名思義是「輔助器具」，但「輔助器具」輔助了誰，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至少對於聾人社群而言，像是「人工電子耳」這樣的輔助科技就是非常具有爭議的。
從小學習口語長大的聾人學者 Joseph Valente 就認為人工電子耳是「聲音中心殖民主義」（phonocentric colonialism）的一環，聲音中心殖民主義指的是一切試圖讓聾人身體「正常化」的醫療、教育與商業手段；也就是說，對於他而言，人工電子耳這樣的輔助科技，輔助的其實是殖民聾人社群的「聽人」（沒有聽損、聽得到的人）。為什麼Joseph Valente會這樣說？我們需要先從人工電子耳是什麼開始說起。
跟一般常見的助聽器不同，人工電子耳是一種侵入性的輔助科技。簡單來說，這項科技透過在頭皮下植入「耳內機」，這種皮下植入體的線圈是一條長長的電極，繞過損傷的毛細胞，深入內耳，直接透過電訊號刺激聽神經。在皮外的可見裝置是訊號接收器，接受外在的聲音後，將聲音轉換為皮下植入體可以接收的訊號。
從聽人的角度來看，人工電子耳是一個很厲害的科技，因為透過科技物的植入，可以讓聽損者「恢復聽覺」，如果電子耳植入的夠早，能搭配語言學習的黃金期，讓聽損兒童「正常說話」（像聽人一樣說話）。
不過，從聾人社群的角度，這項科技大幅地壓迫了聾人文化，由於大部分的聽損兒童誕生於聽人家庭，聽人家長通常不會手語，在聽人世界的意識形態裡，手語是一個劣於口語的語言形式，大部分的聽人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開口說話，而不是「比手畫腳」（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對任何一種手語的歧視）。所以，一但聽人家長知道有一項科技物在論述上被形塑為「有益口語學習」的法寶，很少會看到聽人家長願意讓小孩接受手語教育。並且，僅管有相當多的聾人倡議者「退一步」主張手口語並用的雙語模式，確保聽損小孩不會因為最後口語沒學好，成為完全無法表達自己的「語言剝奪」（linguistic deprivation）受害者，仍有相當多國內外的早療機構、電子耳開發商的御用學者、以及相關利益團體不斷發展「學習手語有害學習口語」的論述。
不僅是對孩童，在台灣，也有愈來愈多使用口語的成人聽損者選擇植入電子耳。儘管人工電子耳的其中一個論述是主張「恢復」聽覺，但對於自幼聽損的成人來說，這種「恢復」的過程，並不是讓他們「恢復」成他們原本的樣子；對先天聽損者來說，他們對於「擁有完整聽力」沒有任何記憶，所以所想像的術後樣子，是現在別人（聽人）的樣子。但電子耳植入術並不是事情的全部，植入後的聽覺與語言「復健」才是釋放這項科技物潛力的關鍵，除了要重新學習聽、還要重新學習怎麼說話。一些植入者在術後發現電子耳效果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反而進入心理低潮。當然也有人在復健後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效果。
或許是電子耳在論述上得到的強大魔力，即便植入者沒有真的感受到很大的改變，卻也因為體內植入了這項科技，發展出不一樣的性格。比如我博士研究其中一位受訪者陳禹（假名）在大一時，決定去植入電子耳，他便提到：
「開電子耳代表在心態上有一個時間點去轉變自己的心態。就是以前可能裝助聽器的時候，我本身個性是比較退縮的。不過開完電子耳後，就會想說，不能放棄或是浪費改變自己的機會 […] 不過回到電子耳本身，它在客觀上可能並不是增加了很多的聽力這樣子。」
即使在物理意義上，並沒有感受到太大改變，卻因為植入電子耳這個動作本身，而將人生切成了兩個性格的人生階段。在這樣的敘事中，電子耳不僅是對於聽覺的輔具，也是心理上的輔具。這樣的自我敘事並不少見於國外的電子耳植入者自我敘事中。當其他聽損者見到自己認識的朋友，因為植入電子耳而成為了全新的人，人工電子耳的「厲害」也自然會口耳相傳。
（新自由主義）醫療化以一種個人視角看待障礙，社會的壓迫並不是太被強調，或是完全忽略。在醫療化的世界中，要打破障礙要靠自己努力。電子耳植入術成為了一種可以證明你努力過的資源之一。有一位受訪者是植入了一耳的電子耳後，變得很自信，但對於自己的口語產出仍是不滿意，所以打算再去植入一耳。電子耳植入術也許蘊含了某種健全身體的觀點，但接受這個手術的本身，指向了某種身體自由，指向了可以對其抱著希望的未來，接受手術作為一種身體實踐，是在既有社會框架下，自己少數能施展的能動性。
電子耳並不僅僅是一個科技物，電子耳是對於聾的不同理解互相衝撞的場址，指向了壓迫，也同時指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