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文源
涵多路邀稿，建議談透析與自身研究，或社會學與STS。這些不盡然相關的題目，我剛好有點想法。就當成隨想，謹此與大家分享自身與透析深深交織的研究歷程，也可當作回顧進入STS後獲得的養分。
一、 自身與研究
當年大學時因為生病、休學後洗腎，我在諸多因緣際會下，進入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如同所有研究生的經歷，在面臨找論文題目時，有一段有意思的思索，當年大學社團的訓練主要是階級分析，我也原本想做階級研究。而當時剛好台灣有一陣馬克斯主義的文化轉向，我讀了E.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形成，以及相關「文化馬克斯主義」文章，頗有感觸：
1、學術與社會動力是源自在地脈絡，在政治經濟面「物質基礎」形成前有生活與文化脈絡。
2、台灣工人階級的文化根源為何？
3、如果要從這種「自身」根源著手，對我而言的探究根源為何？因為這個機緣，當年在寫碩士論文時，一度用「非馬克斯主義的馬克斯主義者」 在這個機緣下，當時我醒悟對我個人最為切身的大概是洗腎這件事。尤其是從社會學與身體研究角度思考透析，在當年台灣醫療社會學研究主要仍是從制度、組織脈絡下，讓我耳目一新，也完成了透析病患經驗與主體性的碩士論文。
二、在社會學與STS之間
上述的馬克斯主義啟發，不但影響了我的碩士論文，大概影響我到目前為止的學術思考。在後來出國念博士時，也有許多轉折，因為透析瘻管出問題延遲一年，而未赴劍橋作身體研究，而是隔年到蘭開斯特跟了第一次知道的STS，甚至ANT。當時的決定有點冒險，因為當年網路並不如此便利，台灣學術資源也不夠廣，STS剛被介紹到台灣，而Latour在1999或2000年也曾來清大給一次演講（後來讀了他的著作知道他那時是談pandora’s hope的議題），我聽了但不知所云。
不過思考上我有有點冒險性格，也感到當時身體研究的侷限，覺得或許STS應該有些有意思的東西。後來在蘭開斯特因為師資相當廣，而我對諸多理論學派也還算熟，一度也希望作點別的研究。背後的恐懼是，在當年台灣普遍強調社會「科學」、學術「客觀性」的趨勢下，而女性主義的「personal is political」影響範圍仍未擴大時，從自身經驗出發的研究總是心虛地怕別人認為你只是在寫自己的故事。
但是，一番摸索後，尤其是與John Law近兩年的深入對話，當時，我大概自認為掌握了ANT有點自信，當時也逐漸能體會法門不同開拓的可能性，有膽量進而做透析團體行動的研究。尤其是嘗試從STS角度挑戰社會學的行動能力（agency）問題。
這段經歷，對我來說，尤其是從STS對知識反省的角度而言，社會學跟STS大概有幾點不同：
1、 技術物：最為明顯當然是技術與社會的交織，尤其是技術物與其系統做為「基礎設施」（當年這個概念還不流行），如何中介社會與人的存在。白話說，我的言行不能化約為洗腎，但沒有洗腎我活不下去，而洗腎的安排牽動許多我的生涯。
2、 對理論的反身性：這不是關於反身性理論或研究者的反思，而是反思學科典範的「約束力」。社會學是已經相當成熟的學科，相關典範高度成熟，甚至在美國的制式系統下「社會學之父」等諸多典範相當穩固，而某些取徑不斷希望要回應傳統理論關懷的習慣，稍減社會學探索多元現實的力道與廣度。當然社會學也不乏與時俱進的學科反思，不過也可看到更多理論洞見經常在文化、後殖民、性別、地理研究，以及STS開花結果。而STS有點不同，一是其年輕典範強制力相對弱，但也因為研究知識的根本出發點，對於理論與建制化包持高度警覺。例如ANT在成功後，一部分研究者開始改以「物質符號學」取徑或視野，而嘗試淡化ANT的theory色彩，避免ANT成為理論僵屍而被去脈絡化誤用。
3、 邊界：跟上一點有關，或許源自STS本身就是高度反身性地檢討知識，尤其在STS對於「典範」的自覺與反省，因此，其知識典範與邊界相對寬鬆，STS有既有理論取徑與概念、有重要案例，但仍保持相當彈性。學科上或思考上避免畫地自限，我認為這是跟隨現實社會與時俱進的重要關鍵。
當然，社會學與STS都是重要法門，也各有所長，但既然在STS的涵多路我主要就從STS角度看社會學，可能一切都是古典洞見的延伸，經驗只是表像。但反過來說，若一直都只是案例、強調脈絡與因緣際會，結果，過於開放的STS可能流於多元可能性。這都不是健康的作法。如何拿捏，除了研究者存乎一心，也跟在地學術環境的標準變遷，以及學術社群如何拿捏知識與現實世界的關係了。
三、 慢性病、AI與中醫
博士研究後迄今，大略分我大概作了三種研究：其一是與工程領域的跨界合作，在前七八年豁了很多力氣，這三四年又開始。其二是慢性病研究：這大概是過去十三年做的主要事。其三是中醫實作與體制，但核心是關於挑戰STS理論。
這些看似不同的領域差異與透析人生或研究是否相關？我認為隱約還是有點關連，就像小時候的性格影響後來的許多抉擇，而牽動人生一樣。為何是三件事呢？能力有限，我逐漸養成的習慣是用十年做一個單位，思考要做什麼事。這一開始是隱約的想法：當年開始任職後，我想，大約有三十年的研究生涯，或許寫三本書應該算盡到責任。而這一點也跟透析有關，畢竟不論其他，光是靠健保而維持生存就是相當可觀的社會資源，這在沒有健保前是所有洗腎者的惡夢。所以，儘管不自量力，我做研究時，都想要為社會或學術社群增加或改變什麼。這應該是透析影響最深的學術性格了。
第一，工程跨領域合作。這比較是STS的因緣，與洗腎無關。十餘年前因緣際會，加上好奇而參加幾個工程研究，做了長時間的實驗室蹲點。這源自STS的背景，根本想法是：STS大多是國外科技案例，那台灣發生什麼事？尤其是當前的發展，STS可以做什麼？那只是一個學習的開始，這個基本工的蹲點練習與跨領域（深入合作對象包含資訊、電機、化工等）熟悉過程，直到最近在推動AI相關合作「公共化AI」，開始發揮一些作用。基本思考也是除了監督與批評，人文社會加入（如STS）能為AI帶來什麼。
第二是慢性病醫療體制。這是從透析現場發現的慢性病衛教開始，花了很多年的田野。延續從醫療場域對行動能力的探索，基本想法是，若不是簡單的強弱二分，擴大視野加入更多行動者的參與，有哪些意涵？要如何釐清？這也是我在摸索社會學與STS兩者的一點心得：社會學強調結構，STS強調行動中的可能性，我的想法是兩者都對，同中存異，所以用體制分析希望找到另一種看待現實變化的方法。尤其是無法簡單區分誰強誰弱的多方交錯角力。這十幾年的工作，目前終於告一段落。
第三是關於中醫。關注中醫與透析直接相關。十餘年前因為腹膜透析感染腹膜炎，差點歸西。但也是因緣際會靠中醫撿回一條命。後來先是從實用的保健理由開始學習中醫，一直到能對稱地看待中西醫知識，進而思考另一種STS的可能性。簡單的提問方向，對社會學是：台灣的醫療社會學為何看不見中醫？對STS是：STS強調知識源自實作與脈絡，那從生物醫療案例發展的STS跟從中醫案例發展的STS有何差異？而這項工作也是告別蘭開斯特後，經過幾年跟John在因緣際會下重新對話與互相挑戰的十餘年成果，大概是目前為止最具知識挑戰性的工作。還在進行中。
這個簡單分享，希望交代的是自身與透析深深交織的研究歷程，以及意外的社會學、STS啟發旅程。許多也還在進行，有興趣者就請大家多多參與及支持。
最後一點感想，是我發現在寫作此文時不斷提到「因緣際會」。如同前面提到眾多因緣際會，這些都有許多個人生涯危機、混亂摸索與學習的故事。回頭來看，即使是目前覺得做得不夠好的決定，也都是好事，至少正視在地、切身脈絡的問題，自然會產生許多因緣際會的時刻，以及相應抉擇。這有助於多看到、想到一點什麼。而這是我所體會的STS重要精神，而不是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