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在地理學系中找到一片天地的科學史研究者，我常常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觀察著周遭的地理學者，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我的初步結論是，如果說歷史學家關心的是「時期」，那麼地理學者念茲在茲的就是「尺度」；如果說歷史學者發問的起手式是「在何時」，地理學者先問的是「在那裡」。
司馬庫斯的樹 Photo credit: Avoda Chen但問題是，當研究者越來越關心知識的跨界流動與旅行，或所謂的「全球轉向」時，前述操作方式自然有其侷限，而這也成為研究者的焦慮來源。去年，很榮幸地獲邀參與「2018-201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中評論老友顧雅文的〈宏觀與微觀尺度下的環境史研究〉一文。在該文中，雅文拋出一個大哉問：
考慮到臺灣的多樣性，她認為，在「致力將研究置於跨領域的、宏觀的、東亞或全球視野的框架」的同時，研究者應投身「在地視角的微觀尺度的研究」，以「更細緻地捕捉人與環境間的動態關係」。
我同意雅文的見解；一味地參照歐美環境史研究成果，特別是當中全球史的趨勢，在還未釐清臺灣內部的多樣性前，便迫不及待地將之放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中考察，恐怕會見林不見樹；或說像早期的林業從業者一般，當他看著一片檜木林時，眼中所見是這片森林是多麼「老熟」，如不盡快伐採，「貨棄於地」，甚為可惜；他看不到這片森林，甚至是當中的每一棵樹，都是個環環相扣的生態系。
然而，「全球」與「在地」是否是兩個互斥的尺度？過去兩三年間，我的研究團隊一直投入臺灣林業史的研究。我必須說，在探究這個主題時，即便像是「林務局長之學思歷程」這樣老掉牙的題目，都讓我們吃盡苦頭。人文社會科學出身的研究者，在處理如林務局長這樣的技術官僚時，往往會視之為某種可放諸四海皆準之科學體制的代言人，再探討「地方」社會如何回應此「全球」體系。但問題是，當我們不把研究範圍限定在臺灣，而是跟著這些局長到處跑，就會發現，曾親炙歐美學術傳統、隨即學而優則仕的非西方學者，其世界觀恐怕不是什麼從西方科學脫胎而出的渾圓球體，而是由多種概念與知識傳統交織成的線球；科技知識的傳播並非由點到面的擴散，而比較類似一塊塊麵皮疊加而成的千層糕。
日治時期太平山林場的運木板車Photo Credit: 「火車頭與板車拖運原木」國發委檔管局檔案
基於林業史的研究心得，我認為，在探討所謂科技的全球史時，研究者可循著下列準則：
首先，研究者不能預設「西方科學」為貫穿古今、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知識；而有必要細緻地區辨出西方以外之世界繼受的「西方科學」是在何處形成，又透過何種途徑與循著何種路徑旅行至某處。
其次，原本內容已相當異質的「西方科學」，其動身前往全球的旅途絕非順遂；「全球」終究不是光滑且摩擦力為零的平面，而「全球化」也非從點至面的「擴散」；事實上，致力引入科學的科學家與技術官僚，得費盡心力，克服科學在旅行時的摩擦（friction）與黏滯（stickiness）。
第三，因為科學的全球化得費盡科學家與技術官僚之莫大心力方能為功，旅途中的科學會不時瀕臨崩解，得吸納沿途遭遇之地方知識與實作，旅程方能維持（mainte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