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林不見樹

身為一個在地理學系中找到一片天地的科學史研究者,我常常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觀察著周遭的地理學者,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我的初步結論是,如果說歷史學家關心的是「時期」,那麼地理學者念茲在茲的就是「尺度」;如果說歷史學者發問的起手式是「在何時」,地理學者先問的是「在那裡」。

對歷史學者而言,至少我的經驗告訴我,「尺度」或「在那裡」的問題,從原本可輕鬆掩蓋的一小塊污漬,已逐步擴張為背後的一大塊陰影。以我比較熟悉的科學史與環境史研究為例,我的觀察是,在全球史蔚為風潮前,研究者不太關心尺度。研究者的標準程序為,先界定研究主題的空間範圍,看是國界、區域、地方或是全球,再好整以暇地搜集相關史料,緊接著將史料按時序排比,思索當中可能的因果關係,最後說出一個按時間開展的故事。
司馬庫斯的樹 Photo credit: Avoda Chen
但問題是,當研究者越來越關心知識的跨界流動與旅行,或所謂的「全球轉向」時,前述操作方式自然有其侷限,而這也成為研究者的焦慮來源。去年,很榮幸地獲邀參與「2018-201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中評論老友顧雅文的〈宏觀與微觀尺度下的環境史研究〉一文。在該文中,雅文拋出一個大哉問:

「臺灣環境史研究的特色與優勢究竟為何?」她的回答是:「臺灣陸域面積狹小,歷史時期尚短,但正因如此,此一蕞爾小島中的環境生態、物種及文化之多樣性卻是其他國家無法相比,其變化的速度也十分驚人。
考慮到臺灣的多樣性,她認為,在「致力將研究置於跨領域的、宏觀的、東亞或全球視野的框架」的同時,研究者應投身「在地視角的微觀尺度的研究」,以「更細緻地捕捉人與環境間的動態關係」。

我同意雅文的見解;一味地參照歐美環境史研究成果,特別是當中全球史的趨勢,在還未釐清臺灣內部的多樣性前,便迫不及待地將之放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中考察,恐怕會見林不見樹;或說像早期的林業從業者一般,當他看著一片檜木林時,眼中所見是這片森林是多麼「老熟」,如不盡快伐採,「貨棄於地」,甚為可惜;他看不到這片森林,甚至是當中的每一棵樹,都是個環環相扣的生態系。

然而,「全球」與「在地」是否是兩個互斥的尺度?過去兩三年間,我的研究團隊一直投入臺灣林業史的研究。我必須說,在探究這個主題時,即便像是「林務局長之學思歷程」這樣老掉牙的題目,都讓我們吃盡苦頭。人文社會科學出身的研究者,在處理如林務局長這樣的技術官僚時,往往會視之為某種可放諸四海皆準之科學體制的代言人,再探討「地方」社會如何回應此「全球」體系。但問題是,當我們不把研究範圍限定在臺灣,而是跟著這些局長到處跑,就會發現,曾親炙歐美學術傳統、隨即學而優則仕的非西方學者,其世界觀恐怕不是什麼從西方科學脫胎而出的渾圓球體,而是由多種概念與知識傳統交織成的線球;科技知識的傳播並非由點到面的擴散,而比較類似一塊塊麵皮疊加而成的千層糕。

日治時期太平山林場的運木板車
Photo Credit: 「火車頭與板車拖運原木」國發委檔管局檔案
基於林業史的研究心得,我認為,在探討所謂科技的全球史時,研究者可循著下列準則:

首先,研究者不能預設「西方科學」為貫穿古今、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知識;而有必要細緻地區辨出西方以外之世界繼受的「西方科學」是在何處形成,又透過何種途徑與循著何種路徑旅行至某處。

其次,原本內容已相當異質的「西方科學」,其動身前往全球的旅途絕非順遂;「全球」終究不是光滑且摩擦力為零的平面,而「全球化」也非從點至面的「擴散」;事實上,致力引入科學的科學家與技術官僚,得費盡心力,克服科學在旅行時的摩擦(friction)與黏滯(stickiness)。

第三,因為科學的全球化得費盡科學家與技術官僚之莫大心力方能為功,旅途中的科學會不時瀕臨崩解,得吸納沿途遭遇之地方知識與實作,旅程方能維持(maintenance)。

由此看來,科學之全球史不會是科學「以其面容打造全世界」的過程,也非某普世知識的在地化;借用Aihwa Ong、Colin McFarlane等新一代全球化研究者的說法,這是個「全球拼裝」或「跨地拼裝」(global assemblage or translocal assemblage)的過程;研究者得超越西方與非西方的對立,揭露科技從來就不只是西方的,而是多重起源之知識層層堆疊、匯集與撞擊的結果。

涵多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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