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千禧末日到假訊息大流行

文 / 李梅君

時間回到 1999 年暑假。中學生的我正在學校暑修,沒有任何預警的,頭頂上的白熾燈管全滅、風扇嗄然而止,在陽光炙熱的午後,所有依賴電的事物都沒了反應。老師也沒解釋就匆忙地離開教室。我們哪還待得住,一窩蜂地翹離課堂。我和幾個朋友,坐在最常聚會的樓梯間,百無聊賴的聊了起來。

「聽說好像全台灣都停電了。」
「哇,世界末日真的要來了嗎?」
「數學老師說地獄火將會燒毀地面的一切,我們要趕快躲到地底下。」
「是不是共匪打過來了阿,我爸說上次選舉共匪射了很多飛彈欸。」
「不是啦,你沒聽過 Y2K 嗎?聽說全世界的電腦都會當機,核子飛彈會亂射,世界就會毀滅! 」

1999 年,各種末日謠言彌漫在空氣裡。二十世紀初被發明的電子運算系統,在八〇年代逐漸普及到日常生活。接著,九〇年代全球資訊網的推展,人們第一次全球性地在虛擬的數位時空中串連了起來。在 0 與 1 數位二元的轉換下,跨越語言、文化的多樣世界交會了。正當人們沉醉在科技帶來的眼花撩亂,一場「千禧蟲」(Y2K bug) 的全球危機也悄悄展開。

當時,以西元紀年為主的電腦系統,都以末尾兩數代表年份。1988 年是 88,1972 年是 72。那 2000 年呢?00?這不是和 1900 同樣的編碼嗎?難道 2000 年一來,全球電腦就要坐時光機回到 1900 年了?

這可不是說笑的事!一時之間,各種關於千禧蟲的謠言蜂擁而來:銀行系統會把存款都變不見;飛機抓不到 GPS,飛到一半會失去方向掉下來;核子飛彈會失控發射;香港甚至有人兜售千禧蟲的除蟲藥,把千禧蟲當成是一種會散播致命瘟疫的蟲子;即使是在還沒有電腦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Hegan 人也加入這波末日謠言,流傳著千禧日是世界的終日、耶穌即將降臨。
File:Best Buy - Turn your computer off before midnight Y2K Sticker.png

這一切是否似曾相識?如果說千禧危機是早期電腦的程式失算和人類末日論共舞的結果。那麼,二十年後,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加升級的數位病毒危機:當世紀之疫遇上了謠言的社群化,加速病毒擴散的致命武器「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 已經感染全球。

醫療偏方、陰謀論、疫苗無用論等等,各種流傳的網路謠言不只造成心理上的恐慌,更直接地影響了公衛資訊的傳播、阻礙有效的防疫措施。美國在疫情最嚴重之時舉辦了總統大選,大街小巷,仍不時看到某候選人的支持者沒有口罩、大量聚集,高舉著「根本沒疫情,一切都是個詐騙」(It’s a hoax. There’s no pandemic) 的牌子。即使救命疫苗在 2021 年已經開打,反疫苗團體強打「疫苗比 COVID-19 更致命」,讓疫苗推廣的計畫受阻,使得疫情至 2021 年中仍未顯著降溫。世紀之疫與假訊息大流行彼此推波助瀾,讓全球性的公衛危機仍看不到終點。

謠言不僅僅是因為人類動搖的心理,需要各種敘事來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數位科技的行動化讓人們掛在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之上,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求新、求快、求答案解方。當科學知識還在反覆攻詰、牛步建立之際,要求即時更新、快速反應、直擊人心的社群平台,已成為了假訊息大流行的溫床。在那之上,看不見的資訊操弄持續攻擊人心最脆弱的地方。而「假新聞」、「認知作戰」、「網軍」、「側翼」則變成彼此否定的標籤。世紀之疫並沒有讓我們團結起來,反而因為蔓延的假訊息更加斷裂、對立了。

假訊息和在地的政治、社會衝突結盟,突顯了不同社會對其政府、政治人物、媒體、乃至科學家的不信任感。就像 1999 年的全台大停電和中國飛彈謠言勾連在一起。在香港,人民對於港區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影響著疫苗的施打率。而疫情已然失控的印度,政府的失能,讓民眾轉向各種偏方、假治療。台灣社會對疫苗品牌的迷失也沿著國族認同、世代衝突的分界斷裂。假訊息從來不單純是資訊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沉積已久的舊疾加上劇烈的新傷,一併從謠言之口噴發出來。
File:The roots of 'fake news'.png科學或也難辭其疚。面對新型態的冠狀病毒,科學期刊廣開大門,快速、廉價的實驗結果一篇一篇的發表,再一篇一篇的因為瑕疵、不嚴謹、甚至是作假而被撤銷。一些初期的發現可能影響了防疫政策和社會輿論,而後續的更正、更新卻不見得有相同的影響力。這被稱為「認知偏誤」的心理現象,讓人們不自覺地固著在最初的立場與看法,而拒絕向更正的資訊低頭。或者更糟,既然連科學都充滿不確定性, 那就採取什麼都不可信的懷疑論態度。

或許你會問,那麼千禧危機的末日謠言怎麼解除的?我們可以從歷史裡學到什麼?

如果就結果來看,千禧的末日謠言,在秒針走向 2000 年 1 月 1 日凌晨 0 時之際不攻自破。核子彈沒有發射、飛機沒有墜落、金融系統沒有崩潰。不幸的是,我們面對的 COVID-19 並沒有如千禧謠言一樣的「神諭時刻」可以讓「真相」大白。但我們可以借鏡當時人們對於千禧危機的努力。當時,各國投入大量經費,成立專門危機處理小組,並且跨國合作,積極地更新程式、除系統上的「蟲」。此外,政府、媒體也透過闢謠,來除資訊上的「蟲」。

我們當下的危機顯得更複雜難解,不論是 COVID-19 或是假訊息大流行,目前都沒有任何解藥可以藥到病除。政府、平台、媒體、科學家、閱聽大眾擁有不同的功課。對大眾而言,慢讀、檢查來源、查證、不隨手轉傳,這四步的媒體識讀的功夫,是面對謠言的第一關。第二關,unfollow 內容農場粉絲頁,選擇可信賴的媒體,並且在社群網站外,透過訂閱重新打造自己的媒體食譜。最後一關,也是最難的一關,溫柔的檢視社會的裂縫,從關懷身邊最親的異溫層人著手,去理解和體會轉傳假訊息背後的情感需求,從中尋找對話的可能性。假訊息寄生在社會對立之上,不要給與它養份,就是打擊它最好的方法。

涵多路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