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復書簡：Ingold 與台灣的生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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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保羅
譯／郭育安
校／李梅君、李宜澤、彭保羅

近期英國人類學家 Tim Ingold 在台灣風靡一時。今年三月，南藝大造型藝術所副教授、兼任藝術策展人的龔卓軍，邀請 Ingold 分享一系列關於生態的線上演講。Ingold 的思想概念複雜精巧，有時讓人摸不著頭緒，不過這些演講配有專業口譯，能輔以中文順利進行。我是受龔老師邀請與 Ingold 對話的其中一人。以下是對該演講的一些討論與反思筆記。

這篇短文旨在與 Ingold「對應」（corresponding），如他對「對應」（correspondence）下的定義：不是面對面的對抗，而是並肩走在一起。這不排除走離幾步路，來從不同的角度檢視他的想法。[註1] 

Ingold 的演講與我們台灣社會科學學術圈常見的形式相當不同，他完全略過方法論與田野材料的舖陳，而是以哲學的方式對論點提供富有詩意但非常理性的揭示。演講中不時交織他過往的研究經驗，或是從其他人類學家的著作中引介案例，並交織著一些細微的例子，例如討論使用鋸子切割原木或使用斧頭將其劈開兩者之間的區別。

在他的第一講「大地、天空與其間的地表」中，Ingold 提到生態心理學家 James Gibson 所定義的，將大地視為地球與大氣之間的平坦表面或界面的感知（見圖1）。

但 Ingold 不是將地面作為平坦的界面，而提出了非測量的「深層表面」（deep surface）之概念：「它形成於地球的『抬升』（rising up）或噴發，遇到大氣『打趴』（beating down）或侵蝕。這片地面具有深度，但沒有可測量的厚度。如果我們嘗試測量它，我們會發現從較低的大氣地平線開始，我們想走多遠是沒有受到限制的；另一方面，從上層地平線開始，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走，永無谷底」（如圖2）。

這個理解呼應了關鍵區（Critical Zone）的概念——位於地面上與地面下薄薄一層的生命。關鍵區概念來自地質學家的研究，再由拉圖（Bruno Latour）重新強調與再詮釋 [註2]。針對關鍵區的研究對於了解全球碳循環的轉變至關重要，而台灣在該循環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記錄了世界最高的侵蝕率（肇因於頻繁的地震和大雨）。[註3] 

Ingold 的第二講「籃中世界」旨在「恢復目前貶為社會生活邊緣的講述方式，回到其核心。這意味著對工藝實作的重新專注，以及它們帶來的故事與技能。在所有人類工藝中，將可塑的線繩、柳條或樹根交織成容器、陷阱、籠子、帽子和許多其他日常用具，可能是最古老及廣為流傳的技藝，對人類來說，就像築巢對鳥類一樣普遍」。

Ingold 反對我們以拜物式的崇拜，將數學和其他核心知識錯誤地視為是漂浮在身體經驗的現實之外，且能夠不斷再生產現象。他主張透過折疊、扭轉和編織籃子的技藝實作，來讓數學獲得更好的滋養，籃子的製造可以教授數學最基本概念，如數、線、面、對稱和圖式。學習這樣的技能比表面上要複雜得多，因為需要多年的艱苦努力才能掌握，同時也對緩慢的過程訓練耐心。它進一步將教育的軸心，從吞噬我們心靈的演算法與機器智能的計算邏輯，轉向探索實踐；它將生命和感覺還給了世界。

龔卓軍邀請我來評論第三講「論非知與關注」。這一講從區分自我和靈魂開始。Ingold 認為「自我」是一項現代的發明，不能「與現實世界進行生動的交流」；而「靈魂」則不同，靈魂「遠非被鎖在身體裡，而是像我們呼吸的空氣，投擲於生命之流中」，正如我們從原住民那裡學到的那樣。

此外，「如同自我與靈魂不同，知識也與智慧不同。……知識保護，智慧暴露；知識使我們感到安全，智慧使我們感到脆弱。知識能賦予力量，智慧不能。但，智慧所失去的權力，卻獲得存在的力量。因為雖然知識可使世界承擔責任，但讓世界活起來的卻是智慧。」智慧的真理不在於客觀事實和「數據」，而在於對事物存在的體驗。智慧是非知（not knowing），是從脆弱的位置展開關注（paying attention）。 

此外，Ingold 最著名的書之一是關於線的概念 [註4]。他在講座中提及了一些例子，例如繪畫和拉大提琴。繪圖不是連接地圖上的點（如圖3 所示）。演奏音樂並非在於將樂譜上的點連結。畫出的線條和演奏的樂章是由手勢和拐點所構成的一連串運動軌跡。

走路、畫畫和演奏都是暴露的形式（exposure，來自拉丁文的 ex「從」和 positio「位置」），它們把我們從原來的位置上拉出去（out of position），並使我們的存在處於危險的鋼索之上。我們走的每一步，我們畫的每一條線，我們演奏的每一個樂句，都始於暴露，終於調和。這些，都是關於注意力，是對現象學經驗和境遇的刻意暴露 [註5]。Ingold 在第三講的最後指出，當代自由主義社會用某些知識武裝我們自身，使我們能夠保有安全，免受暴露的生存風險。不過，我對這個圓滿的結局仍抱有懷疑。

大數（Large Numbers）

Ingold 對靈魂的態度和他所謂的「非知」（not-knowing）與 15 世紀德國哲學家和神學家 Nicholas of Cusa 所提的「有知識的無知」（De Docta Ignorantia）有相似之處。如今，非知或有知識的無知（或「習得性無知」）可能在於與新實證主義保持距離，由於演算法、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學術指標（如 KPI 和期刊影響指數）的商品化，新實證主義越來越困擾社會科學。法國社會學家和統計學家 Alain Desrosières 指出，在市場將它的手伸向演算法之前， 「大數」（large numbers）早就有一種濃厚的吸引力。正如 Desrosières 透過現代統計史所展示的那樣，以大數為基底的知識，意味著更多的權力與各種政策，無論好壞 [註6]。也正如 Ingold 所強調，這種權力的擴增是以削弱智慧為代價。

最後的第四講「萬物的永續性」，Ingold 首先觀察到「永續」（sustainability）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術語，它將絕對有限的概念與永遠進行下去的無限性結合在一起。」然後，他邀請我們將世界想像成一個滿盈的空間／狀態（plenum），可以在任何時間容納每個人與萬事萬物。「在永續發展的思維中，世界不被理解為可以居住的滿盈空間，而是被視為一個需要被管理的整體，就像一家公司通過收支平衡來管理資產，在不損耗資本儲備金的情況下以利息為生。因此，永續被定義為要實現的目標或指標，沿著進步發展的軸線前進。」為了將事物相互加總，必須使世界變得不連續。然而，遲早我們會發現，雲、波浪、樹木或真菌等某些事物無法轉化為可計算的量子。因此，我們需要擺脫「大數」令人迷眩的權力。Ingold 對萬物永續的邀談，目的並非為了透過加法來進步，而是為了讓生命得以延續。

然而，在後真相政治和陰謀論反覆攻擊科學的時代，我認為我們應該小心地批評大數，必須找到別太近但也別太遠的合適距離。因為我們還需要大數來檢查我們的「碳足跡」，並挑戰右翼仇外心理和資本主義對極端社會不平等的忽視。再者，我們需要大數來揭穿大資本（Big Capital）如何生產懷疑和無知 [註7]。正如 Robert Proctor 所提出的「比較無知學」（agnotology），這些懷疑和無知的生產並非來自全然的謊言，而是事實和謊言的微妙混合，旨在引發冷漠、並且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更無知。數十年來，這種體系因陋守舊，阻礙了對當前危機的控制與政策，留下我們對眼下持續的氣候混亂感到驚恐。 

暴露（Exposure）

Ingold 的另一個啟示是關於暴露（exposure）的概念。儘管我完全承認 Ingold 對此概念詩意的詮釋所帶來的啟發，但大資本的無知生產迫使我惦記另一種形式的暴露：我和許多其他學者一直在努力解決各種大量的工業有毒污染物。由於第三講舉辦在 3 月 11 日晚間，這使我想到了兩個巧合。 

第一，今年是 311 福島核災難 11 週年。在日語中，exposure 可以翻譯為「被爆」（hibaku），而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倖存者也被稱為「被爆者」（hibakusha）。後來「曝」（讀音也是 hibaku）這個漢字在日語裡被用於指稱核電廠工人或福島核災難等慢性核輻射受害者 [註8]。這種將被曝視為暴露於核輻射的概念可以適用於多種情況，例如暴露於核廢料輻射的台灣蘭嶼或美國 Navajo 原住民，以及世界各地的核試驗遺留的問題等。[註9]

今年 3 月 11 日也標誌著最高法院對 RCA 電子女工一案的判決，該集體訴訟始於 2004 年，卻因該企業不斷在社會中生產懷疑而耗時多年。這些工人們接觸了由 31 種有毒產品組成的混合物，不僅對他們自身，也可能對他們的後代埋下流產、癌症和其他健康損害的隱憂。[註10]

台灣的另一個例子，為亞洲水泥公司在台灣花蓮新城山的礦場，這與 Ingold 論及的在地智慧形式的對應關係相呼應。幾十年來，這塊地一直暴露於灰塵和日常爆炸之中，面臨隨時可能山崩的地質風險，一旦崩塌，這座山將傾倒在 Ayu 部落之上。[註11] 

因此，我想知道 Ingold 將如何整合這些風險，顯然地，包括俄國總統普丁正威脅我們再次面臨的核災風險，更不用說中國軍隊入侵台灣的危機。我本擔心 Ingold 可能會將我提出的警示誤解為對他的理論與俗世分離的隨意批評。不過，他的反應相當溫和，也對此補充頗有幫助的評論。

Ingold 承認，當前的世界環境在不同的巨大威脅之間極度兩極化，因此，我們發現自己分裂了——如果我們批評大科學，我們就有可能與民粹主義站在同一陣線。所以說，若要處理此現象，我們必須找到它的原因。「民粹主義的興起，部分在於人們認為他們對所屬社群與環境的責任已不在」，這包括暴露於工業及軍事毒物之中。「但我們需要問為何人們的福祉取決於保護他們免受這種暴露，而不是發展他們居住在這個世界上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我們認為科學將保護我們免於當前的危機；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直面造成此種情況處境的更深一層原因。」 

存有式的共生之姿（Undercommoning） 

龔卓軍繼而提出了我們應該如何翻譯 Ingold 的「undercommoning」概念。在文章中，Ingold 將新詞視為一種非知的智慧，或「與跟別人一起經歷冒險」，就像在山上行走時發現自己迷路了：「突然，你腳下的大地不那麼確定了，然而同時，你對周圍的線索變得非常小心 。」我們姑且把「undercommoning」翻成「存有式的共生之姿」。

正如 Ingold 進一步解釋，他所說的「undercommoning」 意思更接近於法語的「理解」，即 comprendre，字面意思是「接受」（或抓住之意，來自拉丁語 comprendere）。為了更清楚地區分理解（understanding）和共生（undercommoning），Ingold 比喻：「如果我們站在陸地上，我們就有共同的理解，我們把這片土地視為存在的堅實基礎，一個允許我們相互交流的條件。若我們在海上乘船，我們則無法將這個基礎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知道在船上形成的小社群關係，對避免溺水是必要的。存有式的共生之姿形成一個共同的點（bond），是我們得以抓住並避免沉溺所必需。」 

龔卓軍為 Ingold 所說的 Undercommoning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12]。為籌備下一次的展覽，龔卓軍與藝術家團隊在原住民獵人的帶領下，到台灣山區進行實地考察（照片1）。

一天晚上，獵人在追踪到一隻山羌（照片2）後，要求龔將死去的動物抬回獵寮。當龔把這隻動物扛在肩上時，他能聞到牠的味道，感覺到牠的身體仍然溫暖，牠的血液在自己的脖子和胸膛上流淌。這顯然是一種測試或通過儀禮（rite of passage）。

龔卓軍從中學到了什麼？ 如同一般的中產階級城市生態學家，龔不喜歡打獵；僅當個野生動物觀看者似乎是合宜的。但是我們要教那些原住民獵人甚麼樣的倫理觀點？我們將什麼國家法律強加於他們？該物種沒有面臨滅絕威脅；而原住民獵人們捕獵的數量非常有限，且非常尊重這種動物。

與此同時，工業屠宰場每天都會對數百萬豬、鴨和其他動物進行大規模的血腥屠殺，為市民提供大量肉類。這種經濟問題不僅產生大量的碳足跡；最糟的是，它將其他物種化約為「肉」，而不是與我們「存有共生」的生命。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才能與自己和其他生物共存。

[1] Tim Ingold, Correspondences (Polity, 2021); Imagining for real: Essays on creation, attention and correspondence (Routledge, 2022).

[2] Bruno Latour & Peter Weibel eds., Critical zon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landing on earth (Cambridge, MA: MIT, 2020).

[3] 參考 2020 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藝術家張永達的作品《scape.unseen_model-T》。

[4] Tim Ingold, Lines: a brief history (Routledge, 2007).

[5] Ingold 從 Deleuze and Guattari 以及教育哲學家 Jan Masschelein 借來暴露（exposure）此一概念。而調和（attunement）則是來自 Gibson。Ingold 進一步解釋：「舞臺等待演員，而世界則等待感知者。誰的感知技能準備好要去注意、回應、並且利用 Gibson 所談的可利用性（affordances）……對 Masschelein 來說，這個世界一直在感知者四周現形。因此，是感知者在等待世界，始終不渝地關注著它並且標誌著它。」

[6] Alain Desrosières,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參考 Robert Proctor and Londa Schiebinger, eds. Agnot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rik Conway and Naomi Oreskes,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Bloomsbury Press, 2010).

[8] 參考 Paul Jobin, “The Hermeneutics of Radiation and the Three Tsunami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021；彭保羅「為什麼STS需要勞動社會學？ 3.11 事故後的輻射防護」, 收錄於范玫芳、林宗德等編者《公民能不能?能源科技、政策於民族》（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頁145-200）。

[9] 參考 Dana Powell, The landscapes of power: Politics of energy in the Navajo n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Kate Brown,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參考「勞工贏了！RCA案判24人獲賠5470萬」，蘋果日報，2022 年 3 月 11 日；Paul Jobin, “The Valuation of Contaminated Life: RCA in Taiwan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Toxic Exposur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1.

[11] 參考 Paul Jobin, “Extractivism in the Critical Zone,” in Bruno Latour & Peter Weibel, eds., Critical zon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landing on earth (MIT, 2020), pp. 80-83.

[12] 龔卓軍，「獵人帶路：通往世界的沒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22 年 3 月 21 日。策展會開在2022 年秋天於台南總爺藝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