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化的社會．社會化的大學：間際空間的訴求

原文／Peter-Paul Verbeek
翻譯／許玉昕、洪靖
校訂／洪靖、盧怡薰

＊此文為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新任校長 Peter-Paul Verbeek 的 2023 年校慶演說。原為荷蘭語，後由校方發布英文譯稿，本文根據該稿譯出。註釋為翻譯者與校訂者所加。

開場

大家好，

391 年前（1632）的今天（1 月 9 日），就在距離此地不遠處，阿姆斯特丹大學創立了。那天，Caspar Barlaeus 發表教授就職演說〈睿智的商人〉；前一天， Gerardus Vossius 演講了歷史的用途 [1]。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不只在那個年代有意義，在今日亦然。深入檢視從商的智慧、持續反省我們的過去。阿姆斯特丹大學將會延續這樣的傳統，針對我們的過去與現在提出有意義的追問。

疫情終於渡過，我們可以再次齊聚一堂，共同慶祝創校紀念日。對我而言，這是個特殊時刻，即使我來此不久，但已經有了家的感覺。相較於 391 年前，此刻我們處在一個相當不同的歷史階段。過去幾年 COVID-19 對科學、研究、還有學術知識本身都產生了極大影響，也大幅影響了它們在社會上的角色。接著我將探討（廣義的）科學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改變，尤其這些改變之於 21 世紀大學的意義。

COVID-19 突顯了科學與社會的關聯，讓科學研究獲得比政治更大的空前影響力，媒體直接把焦點投注在研究人員與醫學專家上，但這也造成了某種影響深遠的壓力型態：對「速度」的要求提升了——為了追求疫苗，執行、評估、發表研究的步調大幅加速。我們針對教育及研究所做的數位化行動 [2] 就像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此外，社會上浮現不少關於疫苗及封城的爭議，而這些爭議揭示了特定群體對於科學及醫藥的極度不信任。雖然這個群體的規模有限（據 2021 年 Rathenau Instituut 的數據顯示，近年民眾對科學與醫藥的信任度其實是上升的），但該群體仍在公眾辯論中佔據一定聲量。

由此可見，COVID-19 已徹底改變了學術工作的情境與脈絡。事實上，它強化了一個已然且正在進行的過程：科學和社會兩者日益交織，不只科學研究越來越聚焦社會現象，社會也變得越來越科學化（scientific）。政治人物不可能在沒有科學和未經研究的情況下做出有充分根據的選擇，而科學研究的議程也日漸受到社會議題、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所主導。這些發展趨勢都要求我們重新評估大學的意義——我們最初為何需要大學？學生應該要學什麼？大學在社會中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大學的概念

大學的本質與任務是什麼？從古至今，這個問題以不同形式被提出，而就像現在，這個問題往往出現在大學功能被質疑的時刻。舉個例子，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在二戰結束後撰寫了《大學教育的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 1946），認為大學是一個催化「真正思考」的地方，亦即，獨立思考而不盲從可以防止我們落入法西斯主義。

COVID-19 疫情迫使我們再次質問大學的目的，而且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要對抗長期以資本主義經濟思維來衡量大學意義的社會背景。長久以來，「知識兌現」成為口號，尤其對那些偏應用的學科而言。不少研究經費甚至依照企業的意願來分配。一個普遍的想像是大學與企業之間有條「管線」，並且預研究與教方針應以確保這條管線的順暢為目標。至於那些無法享受經濟紅利的邊緣領域，至少要能做到「知識增值」[3]。然而，在疫情衝擊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想像事實上十分侷限。經濟不過是社會的諸多面向之一，而科學和研究則在社會中扮演重大角色。從病毒到氮氣、從能源到氣候，我們的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科學對於我們如何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增值知識」的大學已經成為「參與社會」（socially engaged）的大學。

這個發展對於大學如何建構自身有什麼樣的意義？對整體社會呢？大學應該如營運？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先詳細探討 21 世紀大學所處的社會脈絡的變化。接著，我會討論在這個新脈絡下，大學要怎麼做才能對社會造成有意義的影響。就此，我提倡創造「間際空間」（interspace）——讓大學得以和社會產生有意義連結的空間。

大學所處的新脈絡

大學所處的新脈絡可以從三個發展來討論。第一個如前所述，社會所面臨的挑戰越巨大，科學扮演的角色越核心。最明顯的例子或許是氣候問題。去年（2022）過世的哲學家 Bruno Latour，將疫情比喻為一場面對氣候危機兵臨城下所做的預演（Latour, 2021）。氣候議題與科學研究緊密交織、密不可分：科學的工具和模型讓我們知道問題有多嚴重，且基於科學的措施讓我們知道並非無計可施，然而，也正是基於科學的技術造就了過去整個世紀的環境破壞。在如此科學化的社會中，大學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關鍵。

第二點，長久以來，科學知識不單由大學來生產。在荷蘭，公共健康當局 RIVM 在疫情期間至關重要，這個機構屬於荷蘭政府的行政部門，而不是某間大學；皇家荷蘭氣象研究所（Royal Netherlands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KNMI）在氣候變遷相關事務中佔據核心，它同樣也是荷蘭政府部門的機構之一。此外，當下幫助我們對抗疫情的疫苗，主要來自醫藥公司的研究部門。與此同時，由大學所執行的基礎與創新研究，一直以來都在上述機構與醫藥公司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個情況讓我們不禁追問：在這個新的科學研究地景（landscape of scientific research）中，大學的確切角色究竟為何？

第三，近十年來，科學變得越來越親民（容易接觸到、學習到），也逐漸透明化：科學社群和一般公眾的對話變得越來越重要，從「提供資訊」與「灌輸熱忱」發展成「激發公民參與」及「促進科學開放」。科學只存在於象牙塔內的觀念已經過時。「轉變中的荷蘭科學」（Dutch Science in Transition）運動（Miedema, 2022）推進了科學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而當前國際對開放科學（open science）（UNESCO, 2021）的強調或可算是這個運動的延續。

我們現在進入了新的階段，需要做的不只是開放科學。大學的學術象牙塔已被落錘擊破，磚瓦散落一地，但我們仍然能夠認出大學是一塊科學與知識之地，不過現在每個人——從公民科學家（citizen scientist）到商業研發部門的員工、從社運團體到政府部門——都可以自由進出此地。如今，社會不再只是科學知識的被動接收者，而是科學實踐的積極參與者。

基於這些發展，過往象牙塔式的大學逐漸成為社會式的大學。這個稱呼類似於近幾年在英國所發展出的「公民式大學」（civic university），特別強調大學與社會要有較強的連結（Goddard et al., 2016）。不過，公民式大學把重點擺在透過強化社會影響力來「社會化」大學，我則想另外強調由於大學與社會日益連結，「科學化」社會也同樣正在發生，大學也因而被賦予了更多責任。大學和社會的連結不只在於（單向的）「社會影響力」，我們更需要注意的是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已經纏繞在一起，而這要求我們以新的方式來塑造和組織大學。

科學的弔詭：價值中立與具有價值（valuable）

在這個科學與社會的新融合中，大學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在這個新脈絡裡，大學扮演可以什麼樣的角色？問題的答案，或可稱為「科學的弔詭」。大學的角色在於它試圖連結科學兩個看似互相排斥的面向：一方面是保持距離，以確保追求客觀的真理與瞭解，另一方面則是參與社會，以便讓科學發揮其影響力。學者同時被好奇心與參與感所驅動：在追求基礎知識與基本瞭解的同時，也希望自身的工作對社會富有意義。這兩個看似弔詭的面向，可從社會對科學的矛盾要求所窺見：科學必須中立，但又必須產生影響力；科學家必須獨立（不受社會影響），但又需要參與社會。科學必須價值中立但又必須具有價值。

大學的特別之處，並不在於給予科學這兩個面向各自有個容身之處，而在於它是這兩個面向的相互連結之所。大學是一個獨立思考和積極參與能夠並存的地方，沒有哪一個的重要性高於另一個。在大學裡，你總是可以重頭來過、提出批判的問題、並且有個不受打擾的空間仔細思考你的研究路徑和方法。在大學裡，與其說基礎知識最為重要，又或者說影響力最為重要，不如說真正重要的，其實是這兩者之間微妙的距離：有點遠又不會太遠、有點近又不會太近——遠到足以讓你追問事物的本質、質問你怎麼知道手上的答案是對的、思索事物有無可能異於現狀；但又近到可以讓你看到社會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且給你參與社會的感受。

因此，在這個持續科學化的社會中，大學的獨特角色在於連結好奇心與參與感、連結自主性與影響力——不把它們視為二選一的矛盾弔詭，而是一體兩面。所以，身處這個無處不講科學的社會，大學最重要的挑戰是不斷連結這兩個面向，並且允許兩者共存在一個共享的空間當中。這個空間不只關乎我們如何研究，也關乎我們如何教育。

間際空間

大學並不會自動創造出前述的連結。這種連結需要一個介於兩者——好奇心與參與感 or 自主性與影響力——之間的空間，這個空間有助於形塑該連結的本質，且科學社群和社會雙方對其都有一定責任。在演講的後半，我想進一步討論這個「間際空間」——它包含什麼，以及它如何取代舊有的「管線」。間際空間是個科學「雙面」都能活力充沛的地方：基礎和應用在此相遇，既追求知識與瞭解也追求發揮影響力。對 21 世紀的大學而言，至少有四種間際空間非常重要。

第一種間際空間介於學術關懷和社會議題之間。唯有社會所面對的挑戰有足夠空間可以被承接並表述為科學語言、唯有科學產出的洞見有足夠空間可以發揮社會影響力，學術關懷和社會議題才會合而為一。這個空間讓科學家、研究者、學術人、政策制定者、社會公民團體得以相遇，因而讓學院外的社會也可以參與學院內的研究。這個空間，抽象來說，可以藉由學術經費的補助來產生，當然也可以設立實體地點，讓前述互動具體發生。

想要這個間際空間蓬勃發展，科學社群與社會兩方的努力缺一不可。當科學研究者和社會團體合作時，必須比以往更把倫理擺在首位，一方面更負責任地行事，另一方面避免和防止不當使用科學知識與技術。此外，科學家也要密切注意研究的誠信與品質，即便有壓力要盡快產出有用的成果，也該清楚說明這些研究能夠提供多高的確定性。相對地，社會不應期待或要求研究者提供絕對確定的答案，也不應急急忙忙應用各種研究發現。不只如此，我們也要關心研究者的人身安全，尤其是那些因為涉及公共辯論而日漸受到威脅的人。

我們需要的第二種間際空間在於各個學科之間。這個空間顯然很重要，但眾所周知，要實現它很難。科學家、研究者、學術人往往在各自的學科裡受到訓練，從各自學科的觀點來面對議題，並將各自學科的案例當作典範。然而，社會面對的種種議題實際上並「不識」這種學科分界。正是因為需要從社會層面來思考，所以跨領域、跨學科的空間必須被創造出來。要讓這個間際空間蓬勃發展，我們必須消除院系之內與之間的壁壘，並以不同的思維來評估研究的品質，如此才能讓跨領域合作不再被當成是學術職涯的阻礙。就此而言，學術認可與認證（Recognition and Validation）領域的發展方向相當重要。

社會式大學所需要的第三種空間，介於公民與研究之間。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日漸在科學、技術、醫藥的研究領域中扎根，值得進一步發展，不只是為了多個幫手來執行那些由科技、醫藥、或學術社群所設計的研究，更是為了將社會的觀點引入研究當中。在此，公民獨特的知識立場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醫藥研究裡，患者對自身疾病或病況的「親身」經驗獨一無二，可以對該疾病或病況的相關研究有所貢獻。與此同時，科學與醫藥研究所遵循的「遊戲規則」——諸如支撐自主、學術自由、品質、誠信的相關規定——仍需持續適用。

第四個——或許也是最重要的——間際空間，處於學生與社會之間。一個社會式的大學，透過不同科系的教育生產出各種高品質人才，他們未來將在社會中肩負重任。在進入社會開始工作後，他們「學術之心」的兩半（好奇心與參與感）依舊同等賣力地跳動，因為我們在教育學生時，不只激發他們對學術與科學興趣，也促使他們與社會連結，並透過批判思維與參與精神來貢獻社會。簡言之，我們的教育不能只把心力放在增加知識和技能，也需要培養「學術公民性」（academic citizenship）。這需要我們督促學生一方面參與扣連學術與社會的各種事務，另一方面也投入和社會公民團體合作的各種計畫。

本校近期的一項重要措施即在朝這個目標推進：繼「轉型中的科學」之後，是時候進行「轉型中的教育」了。如同我們在校園中已經打造（並可進一步發展）的各種間際空間，新的空間——如 Law Hub, IAS, Humanities Labs, IIS, Lab42 等——也需要更多的養分與支持才得以成長。

最後的觀察

間際空間相當脆弱，只有當學術社群和社會雙方願意共同投入，才可能持續存在。間際空間就像荷蘭傳統中的「meent」（適合放牧的開放土地）或英國仍存的「commons」（公地），它們都是農夫與牧民共享的牧場。在著名的〈公地悲劇〉一文中，作者 Garrett Hardin（1968）論證，一旦個人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公有／共有」的概念很快就不復存在。當牧民個人增加他的畜群、允許太多牲口在公地上吃草，將會導致土讓退化與侵蝕，最終減少牲畜的吃草空間。同理，原本繁榮的間際空間也有被耗盡與腐蝕的可能。例如，當學術知識完全被以經濟利益來衡量，而未保留空間給科學創新與學術批判之時，或者科學研究距離社會太遠，以至於學術自由變成自我放縱之時。間際空間需要持續維護、關注、還有照顧，而這正是大學與社會必須一同扛起的責任。接些下來的幾年，我將全心全力擔負起這份責任中，作為大學校長需要肩負的部分。

以上，謝謝！

致謝

感謝 Bert Bakker、Geert ten Dam、Huub Dijstelbloem、Yasha Lange、Barend van der Meulen 和 Frank Zuijdam 等人針對這份講稿的早期版本提供批評與建議。

參考文獻

• Goddard, John, Ellen Hazelkorn, Louise Kempton and Paul Vallance (2016). The Civic University – The Policy and Leadership Challenges. Cheltenham and Camberle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Hardin, Gar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 It Requires a Fundamental Extension in Morality”. Science 162(3859): 1243-1248.
• Jaspers, Karl (1946). 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Berlin: Springer.
• Latour, Bruno (2021). “Is This a Dress Rehearsal?”. Critical Inquiry 47(S2): S25-S27.
• Miedema, Frank (2022). “Science in Transition: How Science Goes Wro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In Open Science: the Very Idea, authored by Frank Miedema. Dordrecht: Springer, pp.67-108.
• Rathenau Instituut (2021). Vertrouwen van Nederlanders in Wetenschap (Enquête 2021) [How Far the Dutch Trust Science (2021 Survey)]. The Hague: Rathenau Instituut.
• UNESCO (2021).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註釋

[1] Casper Barlaeus（1584-1648）與 Gerardus Vossius（1577-1649）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共同創辦人；前者為荷蘭博學家、神學家、文藝復興人文學者、歷史學者，後者則是古典學者與神學家。
[2] 意指各種線上同步與非同步教學，以及相關數位化（digitalization）措施。
[3] 例如，將不同領域的知識結合並應用在解決社會問題。此種論點可參閱 “Knowledge Valorisation Puts Research Results to Work” 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