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情人,孩子的第二父親

在文化人類學的課堂上,我時常要求學生重寫卵子精子的故事,通常是在讀了Emily Martin的〈科學如何建構了一部以男女刻板性別角色為本的羅曼史 〉之後。我要求他們發明其他種敘述精卵相遇的方式,或是另類的月經故事。我要求的絕不是什麼中立的描述,而是相反,要戲劇化的,但是跟主流預設不同的。這篇文章是經典,也是滄海一粟,因科學文獻裡,其實時常遍佈著譬喻與詩性。每隔十年、二十年,或是一兩百年,再回頭看一次,就能看見這些文學性深刻的內建於科學知識之中,而非只是外在於一個客觀事實,然後撒點譬喻的亮粉而已。技術的推展也往往與新的想像有關聯;但不論技術為何,故事線永遠在空氣之中,科學家也不能置身事外。

是男主動女被動的文化想像,加上資本主義的競爭那類譬喻,讓90年代以前的科學家對精子的無能與左右搖晃力遠大於前衝力這些現象視若無睹(到現在,還有多少人會形容每個人都是「那個衝的最快的精子」?);是那些英雄救美的文化價值讓大家延後看見了卵子的超強能動性。是那種女體之意義被定義成傳宗接代或生育的思維,才使得月經被描述為「崩潰」與「失敗」,而非「淨化」與「多日流血而不死」,如同最堅強的戰士。是科學家自身身體的姿勢轉動讓社群更能透過模型去說明DNA與蛋白質的結構(Natasha Myers 2015)。是穆斯林社群的動物福利專家從不同文化背景的動福觀點出發,才從實驗中發現所謂的「人道屠宰」其實帶給動物極大的壓力。

7月時,我給這學期的課綱新增了幾篇不同的文類,包含How Many Fathers are Best?(「要多少個父親才夠?」)這篇針對人類學者的研究所做的報導。這篇也算是美國AN101常見菜單。對初學者而言,這篇可以幫助思考:「父親是什麼?怎麼樣可被算作父親?」、「什麼是家?」、「什麼是愛?」、「嫉妒是如何被文化建構的?」、「殖民與族群性如何影響愛情的結構?」

故事的主角是居住在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山間的Barí 人。16世紀時,西班牙皇家探勘隊試圖進入開採金礦,遭到族人五度驅趕,不過20世紀仍然難逃石油公司入侵。Barí 人有自己的一套育兒模式。母親在懷孕期間,可以擁有一名(以上的)情人,也就是跟她做愛的情人。這名情人在母親體內留下的精液,也被視為是滋養胚胎的營養精華。如果她只有一名情人,那麼孩子出生以後,孩子就會有兩個父親。社群會期待這兩位父親都好好地照顧孩子。而且,這位情人,並不是我們一般所認定「社會性父親」喔,而是名符其實的「生物性父親」。因為,在這裏,那個「什麼被稱為是生物」的算法,不是只有從精卵結合去算,而是從提供食物以及讓母親身心舒爽,更能給胎兒正面滋養,這般更為寬闊的「生物性」。

Barí人的居住地位在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之間的山區。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根據脈絡卻也合情合理。首先,懷孕期間很可能因為賀爾蒙以及各種生理變化而情慾高漲,因此性需求也會變大。當然,懷孕的感受有高度的個體差異,但懷孕的某段期間性需求變大,卻是一件跨文化的、相當普遍的生物事件,即使不是所有社會都會在乎這件事(比如,在美國網民之間,這件事很常被討論,但相對而言,台灣網民幾乎都是胎兒中心思想為主流,較少在乎母親自己的需求)。Barí 的女人們不想在床上「榨乾」丈夫,而丈夫也不想要覺得內疚(為何我使出全力,還是沒辦法滿足妻子?)。這時候,情人的出現,可說是幫了大忙。

其次,至少在90年代以前,因為Barí 族人長期處在殖民困境裡,資源被掠奪後物資變得匱乏,流產與嬰兒早夭率高,因此需要有多位男人一起幫助一位女人獲得足夠的食物資源與照護的幫手,如此可以減輕丈夫的負擔(包含性事上的,以及勞動上的),同時也能增加兒童的存活率。只是,這種「多元成家」的型態,是透母親與情人做愛、情人的精液滋養胚胎、孩子出生後受到第二父親的照顧,使得第二父親對母親與孩子都有緊密相連感,才完成的。這也是為什麼,擁有第二個父親與否,往往是評估一個孩子是否可以活到成年的一個依據,至少在族人的傳統智慧裡是如此。

最後,也是最難以想像的。Barí 族人的女性是自由的。男人與女人之間相對平權,並無高低之分。在更早期的實踐中,丈夫甚至不會為了妻子有其他情人而感覺到嫉妒。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孩子可以平安順利的長大。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如此實踐,但在社群裡,卻有這樣的基本美德:不要因為你的妻子有情人,而吃醋。另外,這也有階級的面向。能獲得足夠資源的夫妻,很可能就不會選擇將妻子的情人變成第二父親。

在傳教士不斷進入之後,原本覺得談論這些風俗沒什麼的人們,開始發現,原來這套生存之道,在西方人與低地主流族群眼裡,是「傷風敗俗」的。他們變得不想再談論這些事情。今日,Barí 人八成以上都是基督徒。但還是有人默默實踐著。
How Many Fathers are Best? | Discover Magazine

 

涵多路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