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廣冀
文資保存、自然保留區之設置為當代臺灣社會所重視的議題。但事實上，這些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1935 年，殖民政府公告〈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由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負責調查。至 1945 年前，該法共指定 29 項史蹟與 19 項天然紀念物。
在《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五）》中，被列為天然紀念物的櫻花鉤吻鮭。圖片來源：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96/1311不過，日本推動史蹟天然紀念物之保存的歷史還要更早，且會涉及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除了其在天然紀念物之保存上的貢獻外，他還是「生態學」這個詞的創作者。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62（文久元）年 1 月生於岩村藩（1871 年廢藩置縣後歸入岐阜縣）的三好學，原本打算在中學教書，渡過餘生；但他無法忘情他對博物學的愛，於是在 1882 年入學東京大學預備科，於 1885 年開始在東京大學理學部生物學科攻讀（翌年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生物科改為動植物學科），並在 1889 年進入大學院，師從留學康乃爾大學的矢田部良吉。1891 年，當練就一身觀察、採集、分類、製作標本、物種描述之武藝的三好學，準備挑戰日本地衣的分類時，矢田部良吉竟遭到「非職」。無奈之餘，他只得轉進當時尚屬新興學科的植物生理學。從後見之明，這是因禍得福。1891 至 1894 年的三年半間，在政府的支助下，他至萊比錫大學進修，跟隨植物生理學者 Wilhelm Pfeffer，從事植物向化性的研究。與之同時，三好學注意到，同為植物生理學者的 Hugo Conwentz，正積極展開所謂「天然紀念物」（Naturdenkmal）的調查。對三好學而言，這是個如同生理學一般新穎的概念。一般來說，紀念物即為人造物，與自然有何關係？自然紀念物為何需要調查與保存？
日本植物學家三好學。圖片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5%A5%BD%E5%AD%A6繼承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以降「植群」研究傳統，Conwentz 認為合理的研究單位應為各類物種共組而成、且其動態深受陽光、濕度、氣溫等條件影響的「社群」，而非個別物種。由此為出發點，他發揚光大洪堡於 1819 年提出的 “monuments de la nature”，認為所謂自然紀念物的「物」，不能只是某種特殊的物種，而應把該物種所牽連的「社群」考慮在內。Conwentz 擔憂工業化與都市化將會把若干脆弱、但深具生物地理意涵的「社群」摧毀殆盡；他欣見政府已注意到人為紀念物的保存，主張同樣的作法得應用在天然紀念物之上。他主張，如同經歷史洗刷而岌岌可危的紀念物最好放至博物館中保存，天然紀念物之生育地得由政府指定為 Naturschutzgebiete，即所謂自然保護區（natural protection regions），禁止任何開發與人為介入。再者，就如同紀念物的劃定得仰賴藝術家、作家與歷史學家的專業，Conwentz 認為，天然紀念物的遴選與保存得靠像他這樣的動植物學家。他認為只有專業人士方能屏除主觀，遴選出那些原生、且具德國之「鄉土」（Heimat）特色的生物社群；不論是相對討喜的鳥類與哺乳類，還是濕黏、冰冷青蛙、蠑螈與蜥蜴，在論及是否有資格被劃入天然紀念物時，都得一視同仁：只要這些物種不是外來種，是從德國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就是德國這個家園（Heimat）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得由德國人全體一同守護。
1895 年（明治 28 年）4 月 18 日，即馬關條約簽訂之翌日，三好學抵達橫濱，踏上睽違 3 年又 9 個月的國土。是年 10 月，他出版《歐洲植物學輓近之進步》，介紹他留學期間目睹之種種讓人驚異的學術發展。在論及日本植物學界較為熟悉的分支，如植物形態學（Pflanzenmorphologie）、植物分類學（Pflanzensystematik）與植物生理學（Pflanzenphysiologie）時，他沒遇到什麼問題；但他遇到 Pflanzenbiologie 一詞時，他認為，與其沿用「生物學」這個常用的翻譯，他得創個新字。他認為 Conwentz 所做便是一種 Pflanzenbiologie 的探索。在這個植物學分支中，研究者以生物之生活狀況為起點，依據「遺傳變化之理」，探究植物對外界狀況之感應、生物自然分佈之狀態等問題；要之，此分支的研究者觀察與分析「生活上的諸顯象」，並「解剖」當中涉及的「原力」（Faktor）。既然這是個環繞著生活與生存狀態的研究分支，三好學決定稱之為生態學。
1906（明治39）年，三好學於《東洋學藝雜誌》上發表〈名木ノ伐滅並ニ其保存ノ必要〉，正式將Conwentz 之天然紀念物的概念介紹給國人。他表示，不管是那個「邦土」，其土地上總藏有各種「固有樹木」；歷經「數多春秋」，樹幹巨多，枝葉繁茂，為「一大偉觀」，且為「土地之風光」增添「特殊趣味」，蓋因樹木之「種類及性質」與「一地之景觀」息息相關。三好學表示，迄今百年前，有位叫做洪堡的學者，於其〈自然中自然界ノ光景〉（Ansichten der Natur, 1808）一書中，表示「固有樹木」不能僅從「土地之風光」來考量，饒富「邦國或鄉土之歷史的意味」。原來，三好學指出，不少樹木相當「長生」，可說與孕育其生命之「邦國或鄉土」共享歷史。因此，三好學強調，在老樹巨大的樹幹中，刻印在其年輪上者，是「國家之興衰」、「社會之榮枯」、「英雄豪傑之經歷」；老樹可說是「自然之紀念碑」，讓人可聯想「鄉土之歷史」。
三好學，1936，《日本巨樹名木図説》。刀江書院。圖片來源：https://blog.xuite.net/spwanf1825/twblog/157084467除了呼應洪堡「自然之紀念碑」的見解，三好學也認為，名木有著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在此他帶入生理學與生態學的視野，認為若「普通樹木莖幹的發生」臻於完全，達到「顯著之材積」，便可以視之為代表該種類的「標本」，應予以永久保存，讓其可完成生活，供作學術研究之用。同樣的，三好學也認為，某些世界上分佈區域極為侷限之珍奇種屬，也應以同樣規格對待。三好學認為，考慮到名木兼具歷史、學術與風致上的價值，保存名木便是保存「國粹」與「邦土之特質」。
那麼，保護可能的手段有那些？在過來的篇幅中，三好學一一探討「樹木死滅之原因」，以及「世界各國固有樹木及其滅絕之危險」。就三好學而言，雖說樹木必然因為年紀、病蟲害而死亡，但更大的威脅來自「工業之進步」。他表示，土地開墾、鐵道鋪設、道路開通、市區改正、工場建設等，為伴隨「文明進步」與「國運隆盛」之現象；雖說吾人當對此感到欣喜，但也應體會，在此過程中，太古以來的森林遭到伐除，歷史及國粹的紀念木遭到伐倒、土地之風致受到危害、學術之標本佚失等。再加上，三好學指出，工廠之煙囪吐出之「有害瓦斯」，排至下水道的「有害物質」，屢屢導致樹木之病害與枯死，河水中之水草與魚貝之死滅等。做前述說明後，三好學特別介紹 Conwentz 的天然紀念物之調查與保存計畫。他說 Conwentz 花了大量心力清查普魯士帝國境內「顯著之固有樹木」，揭開每株樹的「來歷與現狀」，輔以「精細之圖說」，已引起世人注意。他認為明治政府應見賢思齊。既然那些由人巧手製作的藝術品可被視為「國寶」，為政府刻意保存，他認為那些與「國」一路走過的老樹與名木同樣也具有國寶的資格。他也警告，自然界中的「國寶」可能比人為的「國寶」還要脆弱；若政府再無積極作為，在世人認清其學術與風景價值前，這些「國寶」會在文明之前分崩離析，連供人憑弔的機會都沒有。
1911（明治 44）年，三好學聯合志同道合的動物學者、植物學者與礦物學者，組織「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協會」，以德川賴倫為會長。是年 3 月，該會正式向貴族院提出建議案，開啟了史蹟天然紀念物的保存運動，其作為甚至影響了日本國立公園的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