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昆賢（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候選人）
* 僅以此文致敬與悼念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的卓越教師及學者珊卓拉．哈定（Sandra Harding，1935-2025）。
在台灣近年的學術發展中，STS（科技與社會研究，sic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無可否認的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佼佼者，不但有許多國內學者成立研究系所、編輯專業期刊，而且涉及的研究主題涵蓋台灣、亞洲，乃至世界的案例，使用的研究方法也跨越人文及社科的藩籬，成為刺激學界交流的重要次領域。不過，在歐美學界中，STS 未必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不但少有大學成立專科系所，學者們亦分佈各主流科系，這也與這些學科傳統仍舊有著極大的話語權有關。
有趣的是，或許因為台灣學界推廣 STS 行之有年，有越來越多於海外求學、任教的台灣學者，或是研究台灣的海外學者，選擇從事 STS 相關研究，使得台灣海內外的 STS 交流變得越發重要。易言之，若是台灣的國內與國際學術發展在 STS 都已獲得長足的收穫，學者們也必須後設地詢問：台灣的 STS 為何有著如此的發展潛力？而目前的研究能量又能如何幫助海內外其他對台灣有所關懷的學者？
臺灣 STS 學會的官方 LOGO對於第一個提問，或許可以先從海外 STS 學界近年對台灣的關懷著手。曾經訪問台灣，並且早在 90 年代就有著作譯介到台灣的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珊卓拉．哈定（Sandra Harding）曾經提出 STS 學界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就是所謂的立場認識論或立足點方法論 （standpoint theory）。與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等其他質疑科學理性與現代性的學者一樣，哈定以女性經驗與「立場」來挑戰實際上充滿諸多限制的科學客觀主義與啟蒙進步觀點，並對於 STS 研究早期發展與奠基有著重要的影響。
近年，哈定受到「知識台灣」研究學群的邀請，對於台灣的 STS 研究提出看法，認為台灣學界已經發展出自己的立場，以底層知識（knowledge from below） ——諸如從屬者（subaltern）、解殖民（decolonial）、原住民等觀點——來對主流科學提出另類解析，並且與其他小國的學界合作發展出跨國網絡。也就是說，即便台灣的科技發展對於全球現代性的貢獻並不見得被主流國際社會承認，對於像是哈定這樣領導性的 STS 學者們來說，台灣的非主流立足點——其作為不被承認的高度發展小國的地位——事實上對於STS研究有著非常關鍵的重要性。
除了哈定以外，拉圖在過世之前，最後一次公開參與的計畫便是策展 2020 年的台北雙年展，並以〈你我不住在同一顆星球上〉為展覽主題。這個看似悖論的標題，其實與拉圖過往及近年的思考邏輯一致：他的學說認為西方現代性的歷史突破是種假象，並且從行星與氣候的觀點指出重新連結不同世界觀，以及人與非人行動者的重要性。基於這樣的觀點，拉圖認為「台灣是當前『世界』局勢的一個縮影」，因為其「被擱置的、不被承認的狀態」，其實體現的是更普遍的全球問題。在全球化科技現代性的宰制之下，世界上其實充斥著諸多與台灣相似的「星球」，被排擠在主流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現代性之外，而來自這些底層「星球」的藝術作品在雙年展中被以「星座」的方式排列展示、彼此呼應。
在一場訪談中，拉圖採取了與哈定類似的主觀「立場」態度，樂觀的建議：「讓我們果斷採取『台灣中心主義』態度吧，一起探索從現代化中逃離的『台灣路徑』」。在過去的學術論述場域中，任何主張某某「中心」的立場都會遭到西方學者強烈的質疑，認為這樣的研究不夠普世及客觀，甚至有強化國族主義的風險，但當今的 STS 研究卻開始視各地邊緣觀點為重要貢獻，並藉此立場對抗當前仍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知識勞動分工。
2025 UCLA-NTNU 跨領域國際研討會可惜的是，在歐美學界中，其他主流學術領域大多都對台灣的獨特貢獻視而不見：在人文領域中（文學、歷史、哲學），台灣往往被納入漢學或中國研究的範疇，以族裔文化的邏輯忽視天地一般的發展差異；在社會科學中（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台灣則是常常淪為戰略考量或語言學習的跳板，因其區位的方便性而被納入東亞區域研究的一環。在這樣的前提下，海外 STS 學界對於台灣的重視可以說是相當特別的現象，並且對於任何關注台灣研究的學者有著領頭羊一般的作用，甚至使得原本對科技未必有興趣的台灣研究學者也略知一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思考如何回答本文前述的第二個問題，亦即我們如何積極地利用台灣 STS 研究的能量，來帶動對於台灣整體的研究關懷。
在這樣的脈絡下，今年年初，筆者與史書美（Shu-mei Shih）教授透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的「UCLA-NTNU 臺灣研究計畫」，合作規劃了以 STS 為核心的跨領域國際研討會，以「台灣製造的復返：研究台灣物質與科技文化的新取徑」（MIT (Made-In-Taiwan), Redux: New Approaches to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s in Taiwan）為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探索如何重新思考與台灣科技物有關的批判理論與研究路徑。
本文的目的不僅限於介紹與推廣該研究計畫的成果，而是將此活動視為拉圖編織「星座」的一環，思考未來如何在學術上將不同「行星」的學者相互連結，並且在實務上共享日益有限的學術資源。因此，下文除了討論這場會議的濫觴、旨趣，及問題意識以外，亦拋磚引玉地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相似的學術活動。本會議邀請學者思考「台灣製造」一詞延伸出的諸多問題，諸如：多重殖民歷史與意識形態如何形構台灣的物質與技術文化？這些台灣科技物的生產條件與基礎設施具備了何種物質特性，又如何影響社會與文化生活？這些物品的文化表徵與再現模式又如何塑造了台灣的文化實踐與國族敘事？但其實，這些問題亦是台灣與海外不同領域學者在未來都能繼續延伸探討的重要議題（詳見會議議程）。
在解釋為何研討會以「台灣製造」為題，以及如何回應上述的問題以前，本文意欲先回首去年度「UCLA-NTNU 台灣研究計畫」會議的結尾。儘管當時的會議主題是「再思冷戰時期台灣的文化與歷史」，而多數與會學者主要處理歷史記憶、意識形態、大國角力等議題，仍有一位駐紮洛杉磯的地方報社記者提出了一個看似無關、卻頗帶挑釁的提問：「您們如何看待台灣當前作為『矽盾』的意義？」乍聽之下，這個問題似乎粗魯地無視在場學者的個別研究，只是為了滿足報紙讀者對於台灣當下的新聞價值而提出。但，這個問題對於所有研究台灣的學者而言，無疑也敲響了警鐘：在當前全球科技戰之下，我們該如何回應那些將台灣人民、歷史與文化簡化為地緣爭端下的工廠所在地的一般大眾？
研討會籌辦人沈昆賢開場（左）與史書美致詞（右）（主辦單位提供）無可否認，近年來「矽盾」與「台灣製造」等詞彙重新獲得大量的公眾關注。不論是《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或是像蔡英文與賴清德等政治人物，皆頻繁使用這些帶有軍事與工業意味的詞語來描繪台灣與世界的關係。尤其，那些致力於與美國社會溝通的重要台灣人物，如大使俞大㵢與學者吳介民，更進一步對此概念提出了批判性分析。吳介民便指出單純使用「矽盾」這樣的概念不僅可能使台灣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攻擊目標，也會對如美國等民主盟友施加更大的壓力。為了避免台灣在國際上再度被孤立與物化，他提出「矽盾 2.0」的策略，主張台灣支持台積電的國際投資，將其視為台灣戰略影響力的擴張，而非國內產業的技術流失。吳介民以 2.0 為「矽盾」賦予新的內涵，使這個原先帶有科技東方主義（Techno-Orientalism）的概念變得更具深度，也連帶引出了台灣在物質、產業與技術文化上的連結性與多樣性。
事實上，台灣的政治人物也並非全盤濫用這些概念。賴清德於去年的國慶演說中，他特別提及變裝皇后妮妃雅與拳擊手林郁婷於國際舞台上的表現，並表示：「新一代『台灣製造』的年輕人，再一次擦亮『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的招牌。」賴清德與民進黨對於「MIT」的重新包裝，延續了過去八年的本土自豪感，並體現出台灣公民社會的創意活力與自由氛圍；然而，使用此一詞彙也無可避免的同時喚起了該詞背後漫長而複雜的歷史。
從日治時期至 1950 年代以來的農產品生產、 1960 與 1970 年代的勞力密集製造業、直到 1980 與 1990 年代的高科技產業設立，「台灣製造」從原先作為殖民與威權體制下生產出口導向、廉價低品質商品的角色，逐漸蛻變為本土化與全球化下壟斷特定產品的高端精緻工業。 1990 年代的好萊塢電影時常視台灣商品為笑柄，如《玩具總動員》（1995）的巴斯光年驚覺自己其實只是「台灣製造」的玩具；但到了 2010 年代，台灣政府開始在出口商品上貼上笑臉貼紙，展現了品牌行銷的自信。簡單來說，在這超過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在經過諸多無名勞動者的犧牲後，「台灣製造」這個標籤從國際笑柄，逐步轉變為國族驕傲。
在全球貿易戰與科技戰的陰影之下，我們著實有必要更加強調「台灣製造」的正面意涵與產業價值，本文也會在結尾回到對於這點的思考。然而，在「台灣製造」一詞於當代復返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回顧其歷史，尤其是細細思考台灣產品曾經帶來的羞恥感與傷痛感。研討會英文標題中的 Redux 一詞在此帶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台灣製造正在強勢回歸；另一方面，學術研究則需批判回顧。在這屆研討會海報使用的動畫電影《幸福路上》（2018）中，女主角小琪成長於蔣經國執政時期，一個經常被歌頌為締造經濟奇蹟，使台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時代，但她的成長過程中卻絲毫感受不到幸福。當她最終實現夢想、移居美國，以為能擺脫這段過去時，卻震驚地發現紐約市面上的廉價聖誕節玩具全都是「台灣製造」，這喚起了她揮之不去的創傷記憶與被壓抑的恥辱。這個轉折最後促使她回到台灣，擁抱那段痛苦卻無法抹滅的歷史。
研討會與會者與聽眾互動（主辦單位提供）（未完待續）
註：本文改寫自國際研討會「台灣製造的復返：研究台灣物質與科技文化的新取徑」的英文開場致詞，之後將出版於同名之英文學術專書。筆者在此感謝洪靖老師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