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應邀首次參加「原住民族雲端科展」的評審工作，一方面嘗試了解這個已經辦理超過十年的科展活動，另一方面也想想，原住民科學展覽未來的方向可以是什麼樣子？然而身為評審馬上就碰到問題。想像中原住民科學展覽，應該是針對原住民相關知識的「科學原理」，或者是該知識的「文化應用」意涵進行操作驗證；但實際科展組別，有幾個案例讓我對於到底什麼是「原住民科學」的範圍感到疑惑。例如使用市面現有的器材例如紅外線偵測器進行原鄉特定場域的環境檢測（例如獵場），或者用程式語言設計某個原住民居家長照環境的流程等等。這些使用「非傳統原住民知識」材料，來處理原住民生活情境的科學設計，也可以作為「原住民科學研究」的範疇嗎？
原住民族雲端科展的網路介紹影片剪影從這個問題出發，我重新思考所謂「原住民取向的STS研究」，到底應該包含怎樣的內容？又應該如何與其他的STS研究相互關聯或區隔？而原住民取向的STS，需要先從什麼是原住民傳統知識來思考。如果把原住民傳統知識與（西方）科學知識做個對比，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表格來區辨：
「西方科學知識」與「原住民傳統知識」比較表[1]
| 知識類型 | 西方科學知識 | 原住民傳統知識 |
| 知識架構 | 專門且部分的知識，受特定典範約束的知識建構 | 全觀以及整合的知識，由一系列相關的典範群體所集合 |
| 應用時機 | 透過實驗性研究以及理論真實性而驗證操作 | 透過經驗性以及社會規範的條件得以操作知識 |
但這個「不同知識」的對比表格，反映了將原住民知識「科學化」的「盲點」：那就是將兩種知識用二分法對立起來，並且認定兩個類別的知識在認識論關係上互不隸屬。這樣的假設造成前面的疑惑與困境：如果以非原住民發展的技術來測量或者設計與原住民情境相關的知識，也可以算原住民科學嗎？我們也可以把前面的問題改成，思考「原住民科學觀點」或者「民族科學材料」的議題：到底是要探究原住民生活裡的「特殊認識觀點」，還是要延伸原住民材料進行標準化的「科學觀察設計」？讓我們觀察以下說明圖片：
雲端科展參賽團隊以「現代科技」應用於檢測原住民傳統活動的例子為了打破前面的二元對立，我認為面對「原住民科學展覽」的當代情境，最主要是「觀察工具」與「思考觀念」如何在過程中被呈現出來？這涉及到原住民知識的「關係性原則」（參考Kyle Whyte所提到的「更新親屬」renewing relatives觀點[2]）。因此即使在科展中使用了非原民環境所發展出來的工具，該注意的是如何「不讓」原住民知識或者情境被「科學程序」所限定，甚至失去了在原有情境下的文化關係。這個「負負得正」的立場，應該可以當作「當代原住民科展」評判的思考原則。想到這裡，作為評審的我鬆了一口氣。
有了前面這個案例的出發點，或許可以換個角度思考，什麼是原住民議題與STS研究可以相關連的方式。將「原住民與STS」放在一起，會有哪些可能性？以下我提供四種可以反思原住民生活情境與STS研究的「關係性原則」：
第一，討論STS與原住民傳統知識（主要是傳統生態智慧TEK）之間的關係，著重在STS作為文化轉譯的效果。但可能落入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想像，或者將某特定知識視為「永遠不變」的單一主體。也很可能造成如同「族群研究」的標籤與認同效應，將某些形式的知識視為特定族群才得以「擁有」。這個關係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傳統生態知識的政治經濟論述，嘗試透過STS思考製作TEK科學模型的路線與限制。
第二，討論STS與「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之間的關係。除了將STS的研究連結已經在史前論述就結合原住民文化與科技觀點的考古論述，同時也應該特別關注原住民當代生活情境中的基礎建設，例如狩獵與採集活動在人為環境變遷下的變動，原住民離散的生存活動例如遠洋經歷或是板模勞動，與大型都會形成的基礎建設互相對話。相關議題也涵蓋與災難共存的永久基礎建設：例如核廢垃圾，天然礦產，或是災害重建在原住民社會的衝擊等層面。我們也可以將社區基礎建設例如長照系統，納入與原住民相關的STS研究範疇中。
澳洲原住民的放火知識worrk為先前的澳洲大火帶來解救的契機第三，透過STS研究探究原住民權益的關係。這裡面包涵討論生醫研究的原住民族特定人體與自然資源獵取（bioprospecting）的研究觀點，以及自然環境狩獵研究作為「權益」論述的場域，包括狩獵或者採集中的實作技術與共管模式等等。以權益為觀察點的STS研究，更針對技術與科學探測的工具議題，反思原住民傳統權益現代性質的展現方式；也涵納原住民文物返還的科學與技術問題，包含博物館的典藏合作方式，文化遺物返還與祖居地的回返，以至於保留地等傳統領域的管理操作等權益關係。
第四，以STS作為原住民知識「科學化」的建制關係。這個取向以近來要進行的「原住民知識體系」與「民族學校」的建立為主要討論方向。回顧第一個關係取向與這個取向的不同在於，將原住民知識體系的認識論以及檢驗方式，與區域地理的政治經濟發展連結起來，以特定族群地方學（如排灣研究，阿美學研究）的興起，作為關係思考的對象。要不落入前面所說的「族群標籤」模式，就需要與區域發展和原住民之間的關係的對比。如何透過特定區域，諸如「台灣東部」與「阿美族」之間的原生知識，轉換到「都市化」之後所產生的特定關係，可以用來思考STS面對原住民離散與創造社群的當代任務。
想了一圈之後，先前看到「非典型」原住民科展的評審焦慮也消除了大半。借用科博館人類學組陳叔倬老師最近的策展主題，我們可以很出力地說：原住民的STS「拿麼厲害到底」～
原住民族雲端科展鼓勵與民族重點學校間的合作
[1] 改寫自Ross et al. 2011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ollaborative Stewardship of Nature: Knowledge Binds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P.52, Table 1.1
[2] Kyle Whyte, 2017 “Our ancestors’ dystopia now: Indigenous conservation and the Anthropocene,” In: Heise U, Christensen J, and Niemann M (eds)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