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廖英凱（台灣科學媒體協會常務理事、科學月刊編輯委員）
     陳璽尹（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林宗德（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黃斐悅（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主任 ）
主持／趙恩潔（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
側寫／林聖曜、洪崇仁、趙恩潔
時間／2021_11_26_7PM-9:30PM

萊豬場

我們活在一個食品科技發達而食物相當異化的時代。現代人的餐桌有越來越多拼裝食物或異質組裝的食物，比如火鍋重組肉、氯洗雞等等。面對「萊豬」，主持人趙恩潔老師提到「萊豬」這個詞彙是一種「台灣的發明」，有自身特殊脈絡，理由是根據歐盟與美國的經驗對比而來：在美國，「萊豬」是一個「非議題」，一般民眾沒有聽過，知識份子也幾乎不討論，可以說它從來沒有在公共場域成為必須被辯論的問題。頂多會涉及的是工業農場的改革。而在歐洲，人們害怕的不是「美豬」，而是「美牛」，俗稱「賀爾蒙牛」，因為肉牛比豬更常使用瘦肉精。歐盟的農業政策向來致力於保護境內的農業競爭力，強調食物自主、從產地到餐桌，抵抗美國傾銷肉品素來以久。因此可以說，歐洲社會害怕「美牛」，美國社會從未害怕過「萊豬」，而台灣社會在種種政治角力下特別害怕「萊豬」。

針對萊豬議題，台灣主要的兩個觀點是「健康危害說」和「爭取外交說」，但不論是哪一種，普遍民眾最關心的是健康的危害。

萊豬的科學實驗真的證實了對人體的危害？

今日座談會的第一位講者是廖英凱。他指出，今日台灣許多人論述自己看法時，喜歡拿科學知識為自己的主張背書，然而各種報告與科學論文究竟說了什麼？1990年代萊克多巴胺問世，於1998年被美國正式用到動物飼料中，2002年中國禁止萊克多巴胺使用和進口。台灣在2013年準備進口美牛時，也做了一份報告，2020年因為要進口美豬，也做了健康風險的評估，主要是根據聯合國報告2002年ECFA 62號的報告，裏頭有恆河猴、小鼠大鼠的動物實驗。台灣許多政策制定根源最早來自這份，之後有許多補充和修改的版本。至於最多會被引用拿來反對萊克多巴胺進口的，是2009年歐洲食安局EFSA 反對聯合國報告2002 ECFA 62的意見書。要辯論萊克多巴胺安不安全，基本上都是基於這幾份報告。然而，這幾份報告在很多意見上是彼此衝突的，其中最大分歧在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UN CODEX）和歐盟食安局（EFSA）的報告結果不一致。

除了國際標準在科學意見上的不一致，台灣學者也對此意見分歧。光是同一個學會內部，比如毒理學學會，理事長和秘書長兩位學者的解讀就相當不同。前者認為國際研究裡關於特定族群的研究是不足的，因此這樣研究的有效性不足；但是風險是利益和危害平衡的結果，因此如果沒有明確利益，那就不用去接受這個危害。相反的，祕書長則認為，重點在於考慮安全係數來保障敏感族群，要保障進口後敏感族群能避開這類肉品，重點在於清楚標示與好的查驗稽核程序，對其他非敏感族群的大多數人而言，進口萊豬其實影響不大。

廖英凱繼續指出，2020年10月26日立法院公聽會中，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提到農委會針對全世界萊克多巴胺的所有文獻共514篇科學論文做了系統性的回顧。廖英凱認為這是世界各國家少見的創舉，也就是政府單位針對特定社會性科學議題去完整回顧大量的科學論文，令他印象深刻。 

廖英凱決定如法炮製，以Scopus資料庫搜尋，以萊克多巴胺為關鍵字，找到511篇文獻，接著以「有無涉及健康或生態」、「負面／正面表述」及「無法判斷」進行態度編碼。編碼結果：大部分文獻並沒有處於人體健康危害或生態影響，多數研究針對提升畜產效率及動物福利為核心，包含活體動物，最大宗研究室關於畜產，就是討論甚麼時機點餵食，讓動物能又瘦又壯。即使有少部分對動物的健康影響的研究，所謂正／負面的發現，在數量與時間趨勢上其實沒有顯著差異。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學術研究的「研究經費贊助者」，裡頭最大宗的是學術機構包含各大學（53.2%）、其次是藥廠（27.3%）、再來是政府（19.5%）。藥廠贊助的學術論文，尤其是發明萊克多巴胺的公司，自然會特別引人疑竇。

總結學術界對於萊克多巴胺與健康危害的研究，其實只有「各種無共識狀態」或是「幾乎沒有人類健康相關的研究」。即使是以對人類影響或健康危害為主軸的研究，也受限於模式生物（比如實驗室白老鼠、果蠅與線蟲等）與極端實驗環境（比如法規標準的數十至數千倍），很難直接從單一的實驗結果搬到現實生活中。廖英凱指出，特定被公眾在意議題的科學研究量其實很少，例如:死亡率、癌症等等，這些研究卻成為輿論焦點，這麼少的研究究竟能不能去證成這個東西對身體有沒有害？

廖英凱也把針對萊克多巴胺議題發言的各方學者的文獻引用行為比喻為「在一個裝滿文獻的池子裡撈對自己有利文獻」，比如在進行公共討論時，雖也有不同立場的專家會針對同一則文獻內容與解讀方式辯論，但更多的是雙方用兩篇沒有交集的文獻對打的情形。例如反萊豬方的蘇偉碩醫師引述一則發現畜牧場周圍泥土、植物中有萊克多巴胺殘留而應留意環境生態影響的文獻。食藥署就引述另一則發現畜牧場地下水沒有萊克多巴胺殘留，而無須擔憂環境影響的文獻，但兩個文獻根本是在講不同畜牧場與不同的使用情境。此外，不同公投的立場也會影響到對於基本毒理學學理的看法，例如支持萊豬進口的一方，以及刻意不對進口議題表態的學者等會在論述中強調「劑量決定毒性」，但反對方則會傾向在論述中否定或忽略「劑量決定毒性」。

若以科學素養作為評判標準，專家、科學媒體與政府皆會基於學術的知識形成論述，政治人物進而引用單一專家的論述。廖英凱發現，涉及文獻回顧的多元立場時，當前只有「政府委託研究報告」與「科學媒體」傾向綜合呈現多篇文獻及多重立場；而各種「專家」則傾向詮釋單一文獻並呈現單一立場；政治人物因為常引述專家，也以單一立場反對政策。學術上的敵我識別便是從基礎學裡的認同就出現分歧，而使特定文獻的對決成為戰場，實際上研究主軸與民眾關切的焦點並未重合，而文獻、立場及風險並未被清楚釐清，萊克多巴胺的劑量與風險思維的觀念也就被沖淡了。

科學證據的解讀歧異，應以合理規範回應民眾疑慮

陳璽尹博士認為討論萊豬議題最困難的癥結點，在於政府和民眾看待萊豬的認知差異。大眾和政府對於「安全」感受的層次十分不同，因此政府和民眾所關心、看到的議題其實是有差別的。政府方強調的是安全是「依照國際標準、科學證據」和經貿需求，但民眾在乎的是日常健康、高風險族群、坐月子和豬肝食品等民生考量。

政府方所聲稱的國際標準是來自CODEX，CODEX使用JECFA的評估訂出標準，找到最大殘留容許量( Maximum Residue Level, MRL)，訂出每日可接受攝取量。但所謂的「國際標準」，若指涉各國定義的標準，那實際上各國是不同的，例如歐盟和美國能接受的標準就不一樣。各國依照「標準」所制定的政策本身，就並非全然依據於科學證據，比如先前一開始恩潔老師提到的，歐盟與美國的農業政策，均有各自的非科學以外的政治經濟考量。

台灣政府決定進口萊豬是「科學決策」嗎？進口萊豬真的是一個科學議題嗎？一開始政府宣布要進口萊豬時，並未公布台灣的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直到公布政策後兩三天才上架到衛福部的網站讓民眾下載，並指示衛福部等政府部門應統一回應相關疑慮。而後從衛福部的網站上，才能看到萊豬專區的成立，其中萊豬問答集簡要版的文件顯示，進口萊豬的決策，一方面有數據支持（比如進口肉品只占百分之十，即使每天吃滿每日可接受攝取量，也要十幾年才會受影響、最大殘留容量要吃非常大量的肉才可能達到）；但同時，政府也強調開放進口萊豬，對台美經貿關係有正面效益，同時也強調清楚標示豬肉的產地來源與成分等錯失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和民眾溝通，除了需要科學證據與數字之外，也需要提供其他資訊、其他的價值以及因應之道，但這樣的決策過程卻不在最初為民眾所知。

實證政策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並不全然只用科學證據來做決策，因為決策是多因素影響的（比如，我們今天要不要出門，不會只計算會不會被車撞），而且所有決策都有時限性，一定時間內有多少證據可以使用、被誰使用等問題。實證政策決策真正的意涵，並不是單由科學證據做出決策，而是基於科學證據、綜合其他各種價值考量，做出決策。然而，政府溝通時若不能清楚闡述科學證據的限制、透明呈現決策的過程，而後也就很難產生聚焦的公民政策討論。

站在民眾的角度，應該如何解讀眾多資訊？專家如何解讀科學意見往往成為民眾理解議題的入門磚，但究竟這個專家是誰？誰是代言人，成為關鍵。此外，資訊能不能容易取得也是問題，像是108年食用肉品曝露萊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是唯一一份中文報告，自然成為媒體報導、民眾討論和問政時的重點資訊來源。然而這份報告相對於非健康風險評估領域的人來說，卻仍是專業的科學資訊，如何解讀才不會誤讀資料，領域中的其他專家如何評估這份報告的重要性與限制？若不能為民眾所知，整個政策、媒體溝通的過程，將不可避免的由支持與反對雙方各取所需，最後「食安專家」在媒體上便只能呈現「交鋒」而非「對話」。這些都是科學溝通上常見的問題。

這些公眾討論中的科學證據，在專業領域中的意涵和媒體報導特定專家解讀的意涵，相差很大；例如說目前有關萊克多巴胺的研究，有些是負面表述的論文，但這些論文的意義並不是在於我們應該拒絕使用萊克多巴胺，而是提醒特定劑量或特定使用方式可能帶來負面後果，這樣的實驗目的並非用在警告大眾拒用，而是幫助產生合理的使用規範。然而這種大眾溝通時產生誤用證據的現象，就是因為這些科學研究與證據不是在有意義的場域與脈絡下被檢視，而這些解釋過程未能公開，最終在媒體和民眾的心中，只能得見對立的立場，卻不見公允討論科學證據的整體氛圍。

科學證據的辨證實屬不易，並非所有人都擁有相應的知識或工具，即使理解也不一定能夠更加深入辯證。 政策溝通必須掌握即時性(timely)，而要達成即時性，端看事先是否已有完備的科學討論可引用；掌握正確性( accurate )，許多人喜歡用比喻，但比喻可能不恰當，會變成別人使用的標籤，失去原本要溝通的內容；掌握可理解性( comprehensible )，溝通時不要用一堆專有名詞、數字和英文縮寫，應該是科學溝通時需要特別注意的。

本次座談會中間一度有外國人士來鬧場，發出怪聲然後短暫劫持本座談。幸而在眾人淡定應對危後，下半場恢復正常。混亂為生活常態，也是STS科技與社會的精髓。在此紀念。

藻礁場

下半場主持人陳信行老師表示在公投成案前，大部分的環團是站在支持的立場。但如今許多人關心三接是否會造成藻礁一去不復返？我們面臨的相關知識其實大量缺乏，而且公投有時限，短時間內要來密集思考經濟、能源和環境的問題。今天座談的重點也跟趙恩潔老師提過的一樣，並非要告訴大家要投哪個，而是提出許多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

大潭藻礁的生態恢復力

藻礁場的第一位講者是林宗德老師。他一開始秀出蔡英文總統近日到藻礁G1區拍攝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個區域有遭到沙埋的情況。公投正方主要的論點之一，是當地的藻礁有七千多年歷史。但藻礁的生態系存在多久？關於漂沙，成大水工所團隊模擬「未建港」與「外推方案」海流狀況，發現外推方案會使G1、G2區附近海域海水流速高於「未建港」，漂沙較不易淤積，反而有利藻礁。

根據這些問題，林宗德老師想要將過去對於藻礁的討論攤開，討論藻礁生態系到底形成多久？影響漂沙的來源有哪些？所謂突堤效應，究竟是否是影響藻礁的唯一因素？這其中有許多問題尚未有持續的科學研究，或沒有確實的證據可以幫助判斷。

藻礁露出／沙埋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露出形成生態系只有6、7年，有的則以底下礁體形成時間來看，說超過七千年。宗德老師提出一系列從1990年代至今、相隔數年乃至十幾年、不同時間所拍攝的藻礁外觀以及空拍圖，顯示出藻礁的露出或是沙埋，是時常在交互進行的。因此可以合理推論，藻礁生態形成和恢復的時間尺度，應該不是以千年為度。

另外一個問題是，漂沙的來源有哪些？突堤效應是否是影響漂沙的唯一因素？以新北貢寮為例，核四廠的重件碼頭興建後，發成福隆沙灘流失的情形，有些人歸咎於重件碼頭造成的突堤效應，但之後調查卻發現，兩者並沒有顯著關係，目前碼頭並未拆除，但福隆沙灘已經回淤。其實，漂沙量受到很多因素影響，諸如水庫攔沙、突堤效應、自然氣候變遷以及颱風皆會影響到漂沙量。

為了瞭解各種因素影響，科學家建立模型試圖預測，但過程中遇到參數設定的問題，比方說對於細微物理過程的參數設定不同，同樣都在合理的設定範圍，但結果就會有差異。在參數設定等等模擬的相關問題，牽涉到經驗，現場資料取得的困難，以及儀器設備的限制等等。但至少需要執行長期的海洋背景監測，並開發基礎研究技術。

林宗德老師表示，現實情況是，我們仍有一些未知的事。例如公投反方主張生態恢復的時間短，正方則說長期以來漁民都在使用生態資源。會有這些爭議的原因，是因為關心藻礁是這十幾年才開始的事情，更早之前很少有這方面的資料，因此無從得知長久以來漂沙和生態形成的情形。對於相關問題的討論，一方面需基於證據，另一方面，溝通科技的侷限也相當重要。

環評的開發成分遠大於科學成分

黃斐悅為今日講座最後的講者。她的研究內容是與廖英凱一同完成的。今日的分析，旨在剖析環評制度邏輯以及解構其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進而提問一接環評報告的科學證據力為何？因此，黃斐悅先說明環評制度邏輯，之後拆解環評作業的步驟和內容，挖掘其內在問題。

根據統計，近10年環評有近八成案件在一階通過。因格式問題或廠商自行撤件等佔16%，真正被認定重大環境影響而駁回者，僅1.5%(總計13件)，因重大影響疑慮而進入二階也僅有4%，多數案件最終都是通過。

環評作業的法規制度設計了「籌組團隊→施工前調查→影響分析→報告審查→開發監測」的流程，依據現況資訊進行影響分析預測後送審，理想上這個「影響預測」可說是假說。但實際上因環評案為開發單位出資，主要目的是「盡速通過環評」審查，導致後續資料代表性低、模擬預測推論粗糙、多數呈現「影響很輕微」的結論。環評現場常見一種情形，儘管專家委員時常提出各種質疑，環評最後仍會「不顧專家反對」，超過八成通過。

以新竹關西羅家礦場為例，說明一階環評調查階段中，廠商所提出的資料雖符合法規，但代表性不足的情況。礦場的環境影響重點包含水涵養、水土保持，而本案進行10個地質鑽探孔採地下水樣，結果是10個孔深度50公尺內皆沒有水。此採樣位置符合法規（於開發區進行採樣）但因10個孔中有9個孔都是在長年裸露的舊礦區，無法確認是舊礦區破壞了水源涵養，還是這個山頭本來就沒有地下水因此無影響。

環評把關問題，尚有環境影響的評估往往是由粗糙的推論而來。黃斐悅指出的一個例子，是花蓮榮豐礦業工業區污水模擬，模擬的結果呈現出處理過的廢水，反而能稀釋原先混濁的河水。另外一個例子，是萬里⽔力電廠，這個電廠聯外道路因地質破碎遇雨則坍，在道路施工評估上描述不明，甚至都會出現一些詭異的句子，如：「將不致改變當地之地質狀況，但將會產生現狀的地形改變」，如此能算是「影響輕微」嗎？當資料證據力不足時，在審查與執行面上，難以作為決策依據。

環評涉及諸多領域的結合，但隔行如隔山，問題很多，包含調查方式缺乏實驗設計、資料有限性、代表性、粗糙的推論等眾多因素，但神奇的是最後大多都能得出「影響輕微」的結論。

斐悅認為改變環評制度的委託人結構，並訓練社會大眾和政府面對科學的不確定性，是環評制度修正中最為重要的事。「面對科學的不確定性」，並非要求進行無窮無盡的調查，而是承認形成決策時清楚認知到「目前無法有更多證據」，並以現有的證據設立最適當的環評制度和預防對策。政府可以從現在起公布現有環評後的開發監測資訊，供各界檢視制度的預測力，作為修正的起點。

最後回到藻礁議題，目前已知政府最新的外推方案，工程本身對於藻礁直接影響較小，最後審查的焦點應聚焦於海流與漂沙的影響，然而目前模擬資訊不足，只能推測。

Ｑ＆Ａ及座談尾聲

洪申翰：藻礁問題跨了生態、地質、水工等不同專業，不同專業有不同看法。地質學看藻礁是由大尺度時間來看，認為是地質抬升過程中短暫出現的東西。大漢溪上游石門水庫攔砂，使得下游砂源變少，使得G1G2侵蝕效應變大。這個人工構造物也造成他們的裸露，那如果排砂程度變大的話，藻礁又會被覆蓋起來。綜合以上，藻礁的情形有人工效應也有大尺度自然生態的效應。還有地質學家問：「為何要汙名化砂埋？砂埋是海岸保護海岸線的方式，為何非得要保持裸露？」，沙埋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錢樺教授（為宗德老師協同研究者）：這個問題十分複雜。桃園台地地質隆起，導致原本要從桃園出流的河川，改道變成大漢溪進入淡水河，因此桃園這裡沒有砂源供給，海口移往南北兩側，進而提供了藻礁這樣物種競合的環境生存。在藻礁之前，沒有砂源（海岸侵蝕）是我們頭痛的問題，現在反而是有砂源淤積變成問題，這本來是很自然的過程。台灣每年中央山脈增加約一公分，造成地形坡度的增加，這樣使得海岸更容易淤積，物理上這些砂決定了桃園是有藻礁或珊瑚礁的物種。如果極度簡化問題，其實討論的就是砂埋和露出這兩種關鍵。

非常同意斐悅所說的公民監督，如果公民監督夠強大，可以促使政府進行更精細的調查。個人認為，三接目前已經使用非常多調查模式。信行提到的一些沙灘消失案例，多被歸咎於大家熟悉的「突堤效應」，但其在各個案例中，其實突堤效應不一，不應用如此簡化的理解。突堤效應因為是大家熟悉的名詞，而被放大討論。

最後，恩潔老師邀請所有講者用一兩句話總結，因為，雖然知識份子與我們的觀眾讀者之間常常樂意花兩個小時做「科學溝通」，但是大部份民眾並不想要跟我們「科學溝通」，真正願意科學溝通的是我們，不是他們。那我們應該如何將複雜的考量轉譯成「人話」呢？這也是所有科普工作者經常面臨的挑戰。

陳璽尹：很多問題其實不是科學爭議，而是基於科學證據，加上各種價值的判斷。溝通是一個很長、牽涉很多不同角色的過程，重點是溝通要持續進行、要往好的方向發展。公投是否讓我們更有機會認識議題？在不同位置上應思考可以做些什麼，來優化溝通的質量。

廖英凱：萊豬是個抓小放大的議題，真正應該改善的是管理機制，確認買到的豬肉所含劑量低。回應公投動員的問題，三接排水「海鮮湯」的爭議，各方證據變成政治攻防，儘管大家都引述環差報告，但政府說沒影響、民間說有影響，實際在環差報告的審查會議上，環評委員則認為資料不足應補件再審，本議題本還在科學自我修正的進程中，但在動員的激情下，尚待釐清的科學爭論卻被忽略，而成了網軍圖文大戰的素材。 

林宗德：學界是糾正彼比認知偏誤一個相當有效的制度，但常常發生用科學知識來包裝價值選擇的情況。應該攤開來讓大家看到，議題本身是如何的複雜。連專家學者間都可能意見相左或是陷入認知偏誤，此時科學溝通更顯得重要。

黃斐悅：公投動員的問題要先區分「溝通對象」的層次。政府機關最重要，政府機關要有面對科學概念的能力的人才，之後才再來面對群眾。跨領域的轉譯人才必須存在，環保團體很少有自然科學背景的人，很多都是社會科學的夥伴，但轉譯給各方語言的人很重要。科學背景的人應該更多進來參與。

錢樺：認同斐悅所提公民參與在環評的角色，環評制度在自然環境的調查與分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自己在海洋環境研究中，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事，與其他專家的人溝通，確實存在許多認知落差。科學中的不確定性往往成為論述工具能伸展的手段。

陳信行：不要因為公投就對有限證據或議題持續討論的可能性，STS學界的共識為，無論公投結果如何，至少打開更深入討論的可能性，這可以算是好事。這個討論應該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