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力量大?臺灣醫師的自由與不自由

談到殖民時期的臺灣醫師,最為人知的就是在政治、社會及文化方面的積極參與。臺南著名的小鎮醫師吳新榮曾描述殖民時期臺灣醫師獨特的「自由業」性質,在於「只有這樣醫師或是律師等自由職業者,才能平等地和支配者應酬,自由地和支配者計較。」也就是說,不像教師、公務員或勞工等需要服從上級長官或老闆的命令不然就可能丟飯碗,醫師大多獨立開業所以不受約束。此外,與同樣自由自在卻需看天吃飯的農民不同,醫師收入普遍穩定豐厚,在社會上受人尊敬,得以與殖民者平起平坐地應酬、計較。因此,如蔣渭水、韓石泉、吳新榮等諸多熱情參與殖民政治、社會及文化運動的殖民覺青都是醫師。

但1958年省醫師公會理事長蘇振輝對醫師會員致詞時卻說:「本省醫師犯了一種通病,這毛病是由光復以前,日本人統治臺灣殖民政策下培養成的,造成醫師極度個人主義,祇知個人開業營利,不問世事。」若殖民醫師都是「個人主義」且「不問世事」,那怎會有覺青醫師的作為呢?要理解蘇振輝等人的言論,要從戰後臺灣醫療市場的巨變談起。

戰後臺灣醫師們普遍感受到醫療環境的巨大變化,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從業人員激增導致市場過度飽和。相較於殖民政權獨尊西醫因此對醫療市場的其它從業者嚴加管制,從而保障殖民醫師的收入與地位,戰後新政權無意延續此方針,導致中醫、密醫、退役軍醫及各種無執照的醫療提供者大量出現,嚴重影響開業醫的醫業。面對這樣的情況,醫界便希望能設法修改醫師法以加強市場的管制,但當局對此反應冷淡。面對此等困境,前述臺灣醫師不問醫界之事的情況讓蘇振輝感慨,「其毛病一直遺留至今,致使醫師公會成為全省最缺乏團結力量的團體。我們要覺悟,醫師法不修改,醫師地位無以保障,而修改醫師法是建立在團結的力量上。」原來,蘇所批評的「不問世事」是指戰後許多醫師不關心自身醫界之事,不但不願意加入公會,也不重視專業倫理。

檔案來源:3WXR_01_0002,吳新榮文書,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促進醫界團結成為公會的首要目標,這也意味著重建醫醫間倫理關係。其中一個重點在於不說同行壞話。戰後醫界大老吳基福便曾言:「近年醫療糾紛案件之發生,其中百分之八十係由醫師同業,直接或間接所引起」,如「某某醫師無意地對病人說:某醫院診斷完全錯誤,早一點到這裡來,病人不會死的」。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於〈美國的醫療業事—旅美見聞〉一文中,亦特別強調醫師在美國專業地位極高,原因之一在於「醫師相互協助」,亦即「同業間以不談論彼此是非為宗旨。再如病人已受其他同業診治者,非有其介紹信函,不予接診,並應勸其回原診療處醫治。這是醫德,也是彼此共立的一個規約。」

另一個重點在於避免同行間的不當競爭。於是,各地醫師公會紛紛提出標準醫療收費表,詳訂各種收費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收費表僅規範各項目「最低」收費,沒有「最高」收費限制,亦即公會主要希望藉收費表以確保醫療合理報酬,抑制醫師間之削價競爭以促進醫界團結。然而,不少會員迫於現實,不得已仍必須降價行醫,以免病人流失至密醫處。

這種種的作為都是為了促成醫界的團結,其目的在於修改醫師法以加強管制。除了不斷跟國民黨政府進行遊說之外,醫界也積極推派代表參選各層級的民意代表,從法規層面來運作。最後,1969年曾任第9屆省公會理事長(1963-1967)的吳基福出馬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首次增額補選,在掃除社會認定「醫師獨善其身」、「醫界一盤散沙」印象並團結醫界前進立法院之號召下,吳以其選區南部11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擔任各地選務負責人並順利當選。吳基福成為醫界在國會推對醫師法修法的要角,旋即再任第11、12屆省公會理事長(1970-1976),開啟其自述為「政醫合作」之時代。

1949年臺南市醫師公會醫療費規定。

回顧這段臺灣醫師從自由走向團結的歷史,可以清楚看出,原來殖民時期醫師自由業的特質,是在殖民政權由上而下推動以西醫為主的醫療政策支持下所造就的。醫師雖無法參與醫療政策的制訂與討論,但亦不用擔心中醫與密醫等其它醫療從業者的競爭,可以全心經營醫業,進而在醫療之外的其它文化及公共事務上自由且平等地倡議、行動。戰後面對醫療政策的巨變與市場的渾沌多元,臺灣醫師們才開始驚覺需要團結一致並參與醫療政策,方能保證自己的醫療權益不被侵蝕。西方國家自十八世紀起便逐漸發展的「醫醫之間」的專業醫學倫理才逐漸受到臺灣醫師們的重視,原來,我們不應該說同行的壞話,也別再削價競爭了啦。醫師們開始自覺必須放棄某些自由、遵守規約,來促成團結,方能打造有力量,能與新政權協商的臺灣醫界。

 

涵多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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