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城市，沒有機車就真的「沒有腳」嗎？當地居民普遍以機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甚至以騎車時間來衡量距離，形成獨特的「機車賽博格」文化。 然而，透過善用公共運輸和共享單車，還是嘗試挑戰的決心，也有機會在這個被視為「無車難行」的城市中，建立起自己的行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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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和藝術家怎麼合作？如何跨越科學與藝術的藩籬？2024 年啟動的歐盟 Studiotopia 2.0 計畫，聚集 11 個文化機構，採用雙向媒合模式，讓資深科學家與新銳藝術家、資深藝術家與年輕科學家兩組人馬共同探索創新議題。此計畫試圖突破了傳統科學主導的框架，旨在促進科技與藝術的平等對話，以應對人類和環境的挑戰，並為未來的跨領域合作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模範。
STS 的跨領域能夠用在不分系和通識教育中嗎？教學中納入 STS 能否解決當前教育遭遇的困境？這場 STS 年會的論壇，邀請具有不分系相關經驗的老師和同學，一同討論 STS 與不分系教育的現狀和挑戰。與會者皆同意，STS 所強調的領域學習確實有助於學生以不同視角應對科技與社會問題。然而，這種學習模式對於學生來說也意味著專業焦慮，因此如何克服教與學之間的落差，便是 STS 融入不分系教育中的重要挑戰。課程設計與有效陪伴將會是不分系教師們的主要任務。
社交訂閱平台 Fanvue 與 World AI Creator Awards（WAICA）今年春季首度共同舉辦 Miss AI 選美比賽，想在競賽中提倡「慶祝多樣性和現實主義」，以表彰世界各地人工智慧創造者的成就。但這真的是一次令人興奮的巨大飛躍嗎？在這凌空躍起的姿態中，它展現的是一種 AI for Good 的精神嗎？如果我們同意 AI 的發展應該促成一個良善的人類與 AI 協作的社會，那麼，如何設計出這樣一個願景，可以接連從兩個面向來討論：（1）Miss AI能促成新型態的意義探索與生產嗎？（2）Miss AI 競賽能對社會帶來更為民主化的溝通形式嗎？
在 AI 衝擊下的人文領域招生問題，涉及的範圍既深且廣。首先，「大學是職業訓練所嗎？」，這其實是個老掉牙的爭辯，只是隨著時代的演進，橫在眼前的事實卻似乎越來越明確，科技的進步及社會分工的變化，很明顯地已經改變了現代大學的定位。不管應不應該、喜不喜歡、合不合理，相較於過往，社會上有更加多數的人把大學當作職業訓練所。即使是純知識的科系，也是會被理解成這是在培養這個領域「學者」的這個職業。其次，「不同層次的人文都一樣重要嗎？」，我們如果先粗略地把所謂的人文領域區分成引領人類文明與思想的高階人文、可以遷移應用的中階人文以及具有一般認識的初階人文，會發覺在科技及 AI 的發展下，對於這種三層次的人文內涵發生很不一樣的衝擊。
自民國時期以來，為了將中醫轉化爲一個受到國家醫政與教育體系支持的現代專業，改革派中醫師開始積極推動「中醫科學化」。他們一方面希望將科學、醫學知識（解剖、生理、細菌學說）以及現代性的概念（真實、真理、客觀性）吸納進入中醫之中，另一方面又致力於保持中醫的自主性、發展其特長、延續其生命力。由當年進步知識份子的角度看來，這些改革派中醫師們致力追求的卻是一個「非驢非馬」、沒有正面意義，更絕對沒有未來的「雜種醫」，絕對難以想像它居然延續至今，甚至反向地傳布到世界各地。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過程造成了這個奇特的現象？這個歷史現象究竟有什麼意義？
大學的角色在於它試圖連結科學兩個看似互相排斥的面向：一方面是保持距離，以確保追求客觀的真理與瞭解，另一方面則是參與社會，以便讓科學發揮其影響力。學者同時被好奇心與參與感所驅動：在追求基礎知識與基本瞭解的同時，也希望自身的工作對社會富有意義。這兩個看似弔詭的面向，可從社會對科學的矛盾要求所窺見：科學必須中立，但又必須產生影響力；科學家必須獨立（不受社會影響），但又需要參與社會。科學必須價值中立但又必須具有價值。
北歐論壇的與會者往往將討論放在研究者是否能夠將其發現概念化（或隱喻），以解釋某些新行動體與新關係，不過這也許與大量人類學者參與此會有關。至於為何想要找到不同的詞彙、概念、譬喻來描述、理解或想像環境，我的推測是：如果關注非人世界是這些研究者的研究／政治價值，那麼隨著納入越來越多過往沒有關注到的行動者，我們就需要盤點現有的知識庫與想像力是不是足以應付這些被我們納入視野的新現象與行動者。
我認為栗山教授的洞見，不只是在說明醫學應該要重視時間的關鍵力量。而是希望我們改變研究與關注的尺度，首先，我們必須重新注意時間，一是對於BGF時代的理解，避免以當下所經歷的世界出發產生的誤讀；二則是需要將時間納入分析，時間應是疾病與健康的關鍵因素，它們不是靜止的狀態。除了關注時間的影響與尺度外，我更認為我們也應該重視空間的尺度，不只是看見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傳統醫學看待時間的相似之處，也該看見不同空間，如何在歷史上產生相同與相異的身體與疾病觀點。如此豐富的空間與時間尺度，才能避免將西方醫學史與醫學史劃上等號。
謂的網路成癮危機，其實反映著社會加劇的階級分化與資源競爭的衝突；換句話說，社會對「網癮」的焦慮反映了僵化的主流價值與一種急欲規訓這些不正常狀態的焦慮。這麼說來，網路成癮的問題並不在成癮的行為本身，而在於其所處的社會如何建構出成癮的事實，但事實卻是焦點被轉移到成癮行為本身。
本書將分為四大篇，展示 AI 與人社領域在「政策法制」、「社會倫理」、「思想哲理」、「技術文化」等面向的互動關係與交互作用，希望讀者能由這些篇內的各章內容思考不同領域如何思考與面對 AI 的議題，必然能更有收穫。在此也需要特別說明這四個篇章的區分並非絕對，如同 AI 科技牽動人文社會的千絲萬縷關係，談及政策法制必然隱含規範與倫理，而其中難免也涉及不同技術文化，以及需要哲理面的釐清。因此，上述區分只是幾種思考與觀察的切面，讀者可以由這四個面向體會 AI 如何與人文社會議題相互牽扯，並可觸類旁通開展更多探索面向。
除了技術與產業轉型外，AI帶來的潛在願景與衝擊，已經觸發法律、政治、經濟及社會，甚至關於人性、思想與價值的根本議題。除了 AI 技術領域的專家，我們如何面對這些變局呢？人文社會領域，甚至一般大眾，對於 AI 發展有哪些介入的可能？是否有機會發展不同的 AI 展望呢？尤其是相較於 AI 的重大技術變革，各界又能在其中扮演哪些角色呢？
看待台灣戰後交通運輸和軌道建設，要從跨國科技流動的觀點，解析知識和技術專業的跨國流動的驅動力量、流動路徑和在地脈絡與需求。尤其是像捷運和高鐵這種高技術和資本含量的大型科技系統，都會涉及高度敏感的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動態考量。他提到 David Edgerton 談科技民族與全球主義時，指出科技的全球流動不是理想和均質的，是有權力和資源的落差和影響介入的。在黃老師研究要處理的從 1950-1990 年代，在台灣具體影響科技和知識的驅動、流動和作用，這個大的結構脈絡就是冷戰。
機器人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吸引人的題材，即使是嚴肅的科學研究也是如此；而關於社交機器人的研究也開啟了一項有趣的哲學或心理學議題，即「社交」(Socialness) 到底是怎麼樣的存在？社交可以是一種單向行為嗎？還是必須是雙向的？如果沒有語言溝通也沒有行為互動，純粹地站在旁邊欲言又止也算得上社交嗎？
從台灣在地脈絡來看，原子能的發展，從美國援助角度是希望從和平用途方向進行技術援助和移轉，但從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中正總統的角度，卻從未放棄發展核子武器，她提醒因此不論是從原子能的物質性和基礎設施特性，或是當時台灣的發展脈絡來看，原子能作為一種冷戰科學，都高度反映其作為一種「國家－軍事－科學複合體」特性存在。
STS 學會在 2020 年底的台北雙年展「協商劇場」中，曾以｢離岸風電進行式｣，提出工程專業教育轉型及與跨領域融合的期待。希望我們正朝向，工程與海洋的複合知識與實踐，成為顯學，成為眾專業朗朗上口也興致高昂討論的綜合挑戰題。希望台灣公民對建立海洋國土上（裡）科技事務的思辨與參與，終究能徹頭徹尾地改變台灣的海洋工程文化及產業常態。
我們若真正關心公共決策，就需要時時關注森林與樹的變化，並根據這變化調整我們對合理公共政策的看法。因此，學習關注動態，並以開放心胸調整自己對公共政策的看法（以及其背後思考基礎），是從政府到每位公民都需要學習的態度。
由於地理環境、⼯程技術上的限制，⼀個科技系統的成熟，很有可能會阻礙其他科技系統的發展可能。⽽⽬前的中運量捷運系統⽅案，也可謂是在基隆河⾕的軌道運輸系統的路徑依賴與周遭系統的科技動量強弱消長之下，在重重限制中逐漸被捏出來的解決⽅案。最終八堵到基隆市區，以及更後期基隆市區的軌道運輸⽅案，也仍待更多環境、技術、物質以及政治的⼒量多⽅形塑，才可能有清晰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