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圖的行為主義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太紅了,已經是STS、甚至社會學不能避開的名字。他(與Michel Callon)創造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簡稱ANT)也在許多領域——地理學、建築、藝術…等——引起矚目,常被列入必讀書單。但,正如STS人所熟知,ANT引起不小爭議,並非人人買單。「物也有能動性」,大概就是最啟人疑竇、甚或引人詬病的宣稱之一。在我看來,ANT之所以會導出這種結論,是因為拉圖很可能是個行為主義者(Behaviorist),即便他從未如此說過自己。

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學科根源,主要是心理學。大抵來說,行為主義可以分為三類:方法學的(Methodological)、心理學的(Psychological)、分析性的(Analytical)(註1)。我們先來看看這幾種行為主義的主要內容,再回頭檢視拉圖和他的ANT能否稱得上是行為主義。

方法論的行為主義,目的在於反對過去的心理學研究,認為「內心世界」純屬私人,如果心理學想要探究的是內在活動,那就不得不仰賴被探究者的口頭或書寫報告,但這種資料來源的可信度並不高。因此,心理學應該把目光從內心世界移開,轉向那些可以觀察的東西——行為。之所以稱為「方法論的」行為主義,是因為此派學者並不否認內心世界的存在,而是認為那並非、也不應該是心理學的主題和目標。

心理學的行為主義,則比前者更進一步追問:如果行為的根源不是、也不應該是內在的欲望、動機、或思考,那究竟是什麼?這派學者透過各種實驗,證明有機體——人類和動物——行為的發動機是外在環境。比較簡單的,如Pavlov讓狗聽鈴聲流口水的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比較複雜的,則如 B. F. Skinner訓練鴿子認字或打乒乓球的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註2)。這派行為主義在二十世紀中期蔚為心理學研究的主流,但稍後被認知心理學取代,直到近年由於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又有回春的趨勢。

至於分析性的行為主義,比較不是立場宣稱或研究取徑,而是一種原則性概念。分析性行為主義認為,心理學當然要研究行為,但既然不否認心理狀態的存在,那麼直接拋棄內心世界就顯得奇怪,因此,比較適當的作法和理解是「內在活動就是行為」,然後以心理學行為主義的方法來分析。這是行為主義的終極理想:內在活動常被視為人類獨一無二的特徵,是行為主義最難攻陷的一塊「淨土」,因為拿人類做實驗——尤其是從孩童就開始的實驗——會有倫理問題。因此,這派行為主義的著作甚少,唯一比較受人矚目的,可能是Skinner的Verbal Behavior。此書把使用語言(包含符號)——典型的內在活動——視為行為,並試圖說明這種極度與社會文化相關之事,原則上也能還原為人類與物質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的互動。

現在來看看拉圖與他的ANT。眾所周知,實踐ANT的金科玉律就是「跟隨行動者」(follow the actors themselves),而這麼做的目的不外乎是要看看行動者做了哪些事。對於人類行動者,拉圖雖然會做訪談,也會看他/她的書信,但拉圖的目標鮮少是去理解行動者的欲望或思考,而是要知道他/她怎麼做、又做了什麼。對於非人行動者,除了觀察還是觀察,但難免遇到「看不懂」的行為,此時拉圖就會向「代言人」——科學家或工程師——求助,請他們說明這個非人行動者的行為(註3)。這顯然是方法論的行為主義。如果我們注意拉圖的各種討論,就會發現他幾乎不談意志、欲望、動機這些事情,雖然不否認這些東西存在,但基本態度傾向No comment。

拉圖對於能動性(agency)的觀點,最能看到他與心理學的行為主義不謀而合。拉圖之所以認為不只人有能動性,物也有能動性,箇中原因,除了從ANT的角度來看,兩者都能造成改變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動性並非只是行動者內生的某些特質,而是依賴他/她/牠/它所連結之「物」(人物、動物、物體)。換句話說,在不同的網絡(或者說脈絡)之中,行動者會有不同的能動性(能做的事情不一樣),也可能因此變得有或沒有能動性。當心理學行為主義努力將有機體行為還原到物質環境,ANT也試圖將能動性以及相關行動追溯到網絡本身。這使得心理學行為主義、行為經濟學、ANT三者很容易彼此聯繫與參照:這些領域都看到一天到晚受環境影響的人,以及一天到晚在發揮影響力的物。

最後,拉圖對於社會學解釋的抗拒與否認——也是拉圖最遭人嫌議之處——非常類似分析性的行為主義。如同方法論行為主義,拉圖並不否認人類內心世界的存在,但他不認為那些抽象的東西——包括欲望、符號、權力、甚至文化——能夠拿來解釋社會的構成。就此,拉圖進一步靠近分析性行為主義,不只認為這些社會學抽象名詞不能是、也不應是解釋項(explanans),更是需要被追問的被解釋項(explanandum)。拉圖認為這些都是網絡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然而,就跟Skinner的Verbal Behavior一直不被主流的認知心理學所認可,拉圖對於抽象辭彙的消解也被不少社會學家視為胡言亂語。

綜合來看,拉圖與ANT非常符合三種行為主義,不只是其中一、兩種。據此,我們應該可以說,拉圖就是個行為主義者,而他的 ANT 正是行為主義視角下的產物——即使拉圖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我對此抱持懷疑)。在我看來,正是因為這個行為主義的內核,使得 ANT 可以做出「物也有能動性」的對稱性宣稱,但就像Skinner透過實驗說明人類行為和動物行為並無二致,讓多數人感到不適那樣,拉圖也讓許多論者抗議並堅持「人類才有能動性」。也正是因為行為主義內核,使得拉圖和他的ANT、Cass Sunstein和他立基行為經濟學的助推(Nudge)、Skinner和他的行為技術(technology of behavior),一直處在曖昧的地位、獲得參半的毀譽(雖然三者程度有別)——他/它們都有紮實的經驗證據,但讓人在情感上很難打開心門;他/它們都曾獲得重要獎項,卻仍被許多人拒於腦門之外。

註1:Graham, George (2016). Behavior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Fall 2016.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 ford University.

註2:操作制約和古典制約最為不同之處,在於在前者中,有機體需要主動做些什麼並從環境獲得回饋,並根據回饋調整行為,而在後者中,有機體基本上屬於被動狀態。換句話說,同為「制約」,但兩者有機體的「自由度」有很大差別。

註3:這也是ANT和SSK會有「認識論的雞」之爭的原因,詳見:Collins, Harry and Steven Yearley (1992). Epistemological Chicken. 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301-326.

涵多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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