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創傷與生物基因的共構:走向原住民賦權的「環境表觀遺傳學」健康策略?

文 / 蔡友月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基於種種倫理、文化與政治原因,大多對遺傳研究抱持負面的態度。1991 年以美國Stanford University的著名人口遺傳學者Luigi Luca Cavalli-Sforza與其他演化生物學家為首的一群科學家,提議以收集全球孤立的原住民人口血液為主的「人類基因體多樣性計畫」(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HGDP),就被關心原住民權益的領導人稱這個計畫為「吸血鬼計畫」(Vampire Project)而宣告失敗。

和這股拒絕參與遺傳研究現象大相徑庭的是,近期在澳洲、紐西蘭等國,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興起。在澳洲過去五至十年間,開始有不少原住民學者、醫師與研究人員,很大程度的支持對環境表觀遺傳學的運用,透過生物機制與社會生命之間的交纏關係,以瞭解世代間仍在進行中的原住民族劣勢與不良健康。有些人認為,相較於過去當科學與原住民相遇時常產生的不信任,表觀遺傳學和原住民知識之間產生親近性,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發展。

表觀遺傳學與原住民健康

對原住民來說,殖民、剝奪、斷裂和種族主義的歷史,是一種可能代代相傳的創傷。「環境表觀遺傳學」比較創新的做法是,它提供了一個具說服力的框架,將社會過去(social pasts)與生物當下(biological presents)連結起來,以理解創傷和疾病跨代之間的傳遞。生物體不再僅是既定的命運,而是可變動、可改善的,並且具有可翻轉的潛力。這種帶有希望的生物觀點,促使表觀遺傳學進入一個獨特的路徑,透過對環境與結構干預,擴展原住民族人的生命潛能。

表觀遺傳學成為生命科學中一個快速進展的領域,研究表觀遺傳調控的新科學技術,開始企圖辨識懷孕和成長初期的社會環境(如暴露於營養不良、壓力、創傷之中)如何透過代間傳遞影響生物過程。華盛頓Indigenous Wellness Research Institute的主任Bonnie Duran 就表示,『許多當今的健康差異,都可以透過表觀遺傳學追溯到「殖民健康缺陷」,殖民化及其後果的結果。』(Indigenous Wellness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File:TheLancet Oral Health Series oral health inequities.jpg - Wikimedia Commons

希望的政治經濟或基因樂觀主義的炒作?

原住民族創傷經驗與表觀遺傳知識的結合引來至少兩種看法。一方面,表觀遺傳學被譽為一門進步的、帶有療癒原住民創傷的科學,藉由顯現出身體內部的分子路徑、外部環境的不利情況,以了解跨代創傷導致不健康的機制。這可能是促使環境改變的潛在逆轉,也可能彌補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影響,呈現了Rose(2007)所說的一種「希望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hope)。另一方面,表觀遺傳學在原住民族健康論述中受到歡迎的程度,與這項科學初萌芽的狀態其實並不相符,因而被普遍地被視為「表觀遺傳學炒作」(epigenetic hype)」。

糾葛在對新科技充滿樂觀期待與擔心種族主義復甦的交叉口上,一些STS學者提供了以下幾點反身性的思考:

第一、目前表觀遺傳學存在兩個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其一,跨世代遺傳(trans-generational inheritance)的遺傳機制仍不清楚。其二,可逆轉性(reversibility)的說法仍具有爭議,「表觀遺傳改變可以透過干預來翻轉,且這些改變可以持續」的主張在科學上仍未明,是一個亟待需要被理解的黑盒。

第二、表觀遺傳學可能會加劇對父母責任的責備─尤其是母親,可能會增加原住民父母的壓力,要求克服他們的孩子所要面臨的結構性障礙,並確保正面的表觀遺傳暴露(positive epigenetic exposure)。

第三、雖然打破基因和環境之間的二分,聽起來很進步,表觀遺傳學不一定會轉化為帶有平等主義社會政策。表觀遺傳學可能會進一步鞏固生物醫學化約論,透過生物差異和跨代傷害的概念,強化種族的「再度生物化」(“re-biologization” of race)。也有學者質疑,表觀遺傳學的人道主義用途—以加強世代生物傷害的概念,作為政治彌補的平台—是否會促成新形式生物正當性(biolegitimacy),導致國家投以更多生物政治關注,聚焦在那些被視為表觀遺傳上特定人口的生物差異。如此一來,可能會鞏固本質主義觀念。Murray(2018)就提出警告,指出表觀遺傳學為基礎的早期發展手段,是以優生學為出發點、針對「脆弱的原住民孩童」的分類,並進一步促成國家在原住民族生命中執行生命政治的干預。

flag of USA

面對基因科技帶來的新挑戰,原住民世代間的歷史創傷所造成的健康不平等循環,該如何停止? 兼具醫師與文化人類學家身份的Emma Kowal教授很詩意的說道:「處理這些問題時,我們始終將Anna Tsing所提出的仁慈建議放在心上,述說一個既承認帝國權力,又保留可能性的故事……在不切斷希望的情況下,也鼓勵批判。」(tell a story that both acknowledges imperial power and leaves room for possibility …… to encourage critical purchase without cutting off the strings of hope)。亦即,仁慈的對待新基因科技所帶來的希望,但仍必須對此保持STS的視野與批判。

蔡友月

 

參考文獻

Kowal, Emma and Megan Warin. 2018. Anthropology, Indigeneity, and the Epigenom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0(4): 822-825.

Warin, Megan., Emma Kowal & Maurizio Meloni (2020)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a postgenomic landscape: The politics of epgenetic hope and reparation in Austral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45(1), 87–111.

涵多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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