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流轉下的日本助產師

文/廖怡理

因為燈火管制,全部人(家裡)都要蓋上黑布。空襲警報一響,『關閉電燈!』,指示立刻傳遍。那時我剛好在接生,但就算是接生也不可能就把電燈打開。於是我劃開一根火柴,就著火光,在熄滅之前,剪下臍帶⋯⋯(略)。

產婆 青木フジヨ口述(《生育與助產的歷史》頁 96)

這段口述,出自白井千晶編著、十三位作者執筆、多篇文章構成的《生育與助產的歷史—回顧近代化兩百年》一書,關於「戰爭與產婆」的章節中。想到「產婆」,我腦中原先浮現的,僅有在遙遠的過去,其提著接生用的包包,奔走於鄰里、進出產家間的粗糙畫面,初讀二戰時日本產婆的口述時,大為震撼。在白井等作者筆下,助產師成為歷史中躍動的主體,在每個時代下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讀來趣味橫生。

圖 1:本書封面。圖片來源:https://www.igaku-shoin.co.jp/book/detail/87661

本文將以這本書的內容為主,並參考其他文獻資料(吉田 2014;緒方.高橋 2006;小川.江幡2006),整理日本從江戶時期至戰後一九九〇年左右的助產小史。

江戶時期:助產前史

最早關於產婆的記載,出現在受解剖學與西方近代產科學影響的江戶中期(約西元 1700~1750年)。幾本產科書及教科書中,與產婆相似的生產助手,被稱作「取り上げ婆」(接生婆)。這個時期的「取り上げ婆」(以下稱「舊產婆」),比起保護產婦與胎兒生命的助產工作,更常作些儀式性及簡單的護理工作,並在結束工作後換取微薄的謝禮;也有舊產婆私下協助婦女墮胎、殺嬰等非法活動的記載。這些文本所呈現出的舊產婆形象,多半不衛生、迷信且非醫學(吉田佳代 2014:212-213)。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江戶時期舊產婆的既有文本,大致能分為兩種:一種是由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等學者,到地方上訪問知道舊產婆生前事蹟的女性們;另一種則是紀錄昭和期的產婆,對於舊產婆的認識與見解。換言之,這些文本中幾乎沒有舊產婆自身的聲音,而昭和期的產婆在西方近代醫學的培育下,自然地認定舊時代的產婆缺乏醫學、衛生知識。

到了江戶後期(約西元 1750~1850 年),開始出現「處理難產等醫療處置」的產婆。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靜岡縣富士市出身的「明石てふ(ちょう)」。

謠傳明石てふ意外在嘉永年間(西元 1848~1855 年間),取得一本沿途旅人留下來的荷蘭醫書,她研讀書中的助產技術,開始以特殊的分娩用具處理難產。明石てふ的神乎其技遠近馳名,在她死後,後人為她設立佛堂與雕像。不過,像明石てふ這樣的產婆實屬少數,在既有資料中,舊產婆仍被視為迷信且缺乏醫學知識的存在。

戰前時期:西方近代醫學的傳入與產婆地位的確立

進入明治初期(西元 1868 年起),政府開始取締從事不法活動的產婆,並發布「醫制」給當時的三府(東京、京都、大阪),規範從事產婆業須符合的要件及證明。西方近代醫學下產婆培育的草創時期正式開始。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三府所引入的西方產科醫學不盡相同,甚有百花齊放之感。例如,儘管「醫制」規定產婆基本上禁止使用產科器械,大阪府病院請來荷蘭醫師進行產婆培育(講述內容在 1875 年編為《日講記聞 產科論》),其中一回的講題竟是「產科器械的使用方法與破顱術的概要」,教導產婆如何使用鉗子,以及當產婦骨盆狹小無可行方法之時,如何使用破顱術;又如東京病院開設產婆教授所,使用的是德國著名的《朱氏產婆論》。緒方京與高橋弘子(2006)考察書中關於「內診」的指引,發現對內診的規定,就現代眼光來看仍十分嚴謹。指引內容包括:檢查時讓產婦躺下,材質較硬的棉被或低位的椅子會比診察台合適。此外,為避免傷到產婦,書中詳細規定產婆指甲的長度與形狀,「應隨時保持短指甲」並「維持甲面平滑」(頁 259)。

產婆培育的草創時期,三府引入了不同的西方教材,並擴展到其他地方,呈現出這個時期產婆培育的多樣性。教導產婆使用產科器械這點,更顯示當時產婆與產科醫生實務上的模糊性。

明治三十二年(西元 1899 年),政府制訂全國統一的「產婆規則」,隨後頒布「產婆試驗規則」及「產婆名簿登錄規則」,正式確立了產婆的地位與資格取得的方式。既有關於日本助產歷史的文獻,幾乎一致地將此時視為「近代化」的開端。此外,「產婆規則」也明訂了「接生時如發生異常,必須尋求醫生的診療。產婆禁止進行外科手術、使用產科器械,以及投藥。」產婦與產科醫生的工作開始有了明確的劃分。

圖 2:產婆規則。圖片來源: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160337.html?fbclid=IwAR2LfzR_DamIbnB8rW-3mqMiDONFS7jKPjUc8iVuKE-oEoUyKrZFVRObqMk
圖 3:產婆規則第八條,關於產婆禁止進行外科手術、使用產科器械,以及投藥的規定。圖片來源: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160337.html?fbclid=IwAR2LfzR_DamIbnB8rW-3mqMiDONFS7jKPjUc8iVuKE-oEoUyKrZFVRObqMk

「產婆規則」實施後,要成為產婆,有以下幾種途徑:

1.「考試及第」:完成學校、養成所,或是在醫生、產婆底下修業訓鍊一年後,通過產婆考試者;2.「限地開業」:其從業地點是在產婆人數稀少的地區,經審查得開業五年;3.「指定學校・講習所畢業」:從內務大臣指定學校(或講習所)畢業者,無須考試即可取得產婆資格;4.「原已開業」:在產婆規則頒布前取得資格,擁有內務省免狀及府縣發布的准免狀者。

小川景子與江幡芳枝(2006)訪談了自養成所畢業、於昭和初期(西元 1926 年起)開始從業的產婆,考察昭和戰前期產婆培育與工作內容的變遷。根據兩位產婆的說法,當時養成所教授的「分娩姿勢」,已從傳統的「坐位」轉為「仰臥位」;產檢普及,主要檢查血壓、確認胎兒心音及位置;注重產婦攝取的營養,會對產婦進行飲食及生活指導;講求分娩時的衛生,會使用消毒藥及衛生材料、煮沸器械殺菌等(頁 262-263)。

自「產婆規則」實行後,明治三十三年(西元 1900 年)全國產婆人數約兩萬五千人、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達四萬人、昭和十一年(西元 1936 年)時已超過六萬人。從明治三十二年至昭和初期,產婆人數急速增加,可說是日本助產歷史上最蓬勃的一段時期。

二戰時期:國家總動員法下的產婆

時序進入到昭和六年(西元 1931 年)。從這一年的滿洲事變至戰爭結束的期間,被稱作日本的「十五年戰爭」。這十五年間,日本以「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義進行殖民擴張,戰事不斷。昭和十三年(西元 1938 年),中日戰爭戰況激烈,日本政府於是制定「國家總動員法」、設立管理國民生育的「厚生省」,並在昭和十六年(西元 1941 年)提出「人口政策確立要綱」,透過獎勵早婚早育等方式,提高人口數與人口素質,維持戰事下的國力。

戰爭之下,原先私領域的生育,變成國家治理的重要對象。產婆作為生產的協助與執行者,自然被國家徵召來掌握、管理生育活動。例如戰時的「配給制度」,如要取得生育所需的日常用品,家庭必須提出由醫師或產婆認證的「懷孕證明書」;昭和十七年(西元 1941 年)起,以「孕產婦手帳」換取特別配給,也是類似的運作。醫師或產婆取得生產資料後,會上交政府,以便政府掌握國家生育狀況的動態。此外,產婆也擔任「健民主任」,進行母子保健指導與啟蒙的工作。

圖 4:昭和初期產婆為新生兒沐浴。圖片來源:http://www.fukui-kangorenmei.com/story/zadankai/007_01.html

國家總動員法的號召下,不少女性志願成為「從軍看護婦」,立志在戰場前線、槍砲後頭守護國民;而被賦予「產兒報國」、「為了國家多生多產」任務的產婆,即便在戰況急速惡化的戰爭末期,與其他醫事人員一樣不得避難,得繼續助產工作。煙硝瀰漫的戰場隙縫中,能看見產婆穿梭於產家的微小身影。

產婆萩原まつへ如此回憶:

空襲的時候最恐怖了⋯⋯對面的天空變成鮮紅色、空襲警報一直響。(接生的時候)產婦也是拼了命,邊用毛巾纏住我的腰,邊喊著「拜託您不要走」。⋯⋯那個產婦對著我說:「好希望這孩子長大後,是在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啊」

戰爭的時候,真的是數不清有幾次,在接生時想著自己是不是要死了哪。

產婆 萩原まつへ口述(《生育與助產的歷史》頁 95)

 

戰後時期:生產機構化與醫療化發展下的助產婦

1945 年 8 月 15 日,昭和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日本戰敗投降。隨後,盟軍最高司令部(GHQ)進駐接管日本,以「去軍事化」、「民主化」的口號,指導戰後日本多項政策。

GHQ 的「民主化」政策下,戰前日本的醫療與看護制度,被視為前現代的產物。GHQ 提出「看護改革」,致力將美國的醫療與看護教育、病院組織方法引入日本。昭和二十二年(西元1947年)七月,政府公布了「保健婦助產婦看護婦令」,並在次年將此政令修至法律,經由國會程序,通過「保助看法」(保健婦助產婦看護婦法)。

「保助看法」的通過,意味著不同歷史脈絡發展而成的三個職種,將統一併為「看護職」下的不同工作。依據保助看法的規定,要取得助產婦或保健婦的資格,須先進入「看護婦養成所」(具備高中畢業證明才能入學),接受三年以上的教育,考取看護婦資格,並在完成六個月以上助產婦或保健婦的教育後,方能報考助產婦資格的國家考試。換言之,助產婦、保健婦的教育,變為「看護教育」下的附屬,三者中歷史最悠久的助產婦,喪失了戰前「產婆規則」下的獨立性。戰後日本助產婦教育的轉折,深遠地影響了其後助產師的發展。

在此,將目光拉回到戰後百廢待舉的日本現場。如同前述,戰時日本為維持國力,以「產兒報國」、「為了國家多生多產」的口號獎勵生育,促進人口增加。但在戰敗後,激增的人口帶來嚴重的民生、經濟問題,政府於是推行「抑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質」的相關政策,主要包含初期「受胎調節」(孕期健康、避孕等)的宣導,以及 1948 年「優生保護法」通過後,於 1954 年正式實施的「家庭計劃」。在這過程中,保健婦、看護婦以及助產婦,被國家徵召擔任「受胎調節的實地指導員」。因考量助產婦從戰前開始接生工作,與地方女性連結較深,於是以減少課程時數的方式,讓助產婦能優先錄取。

同一時期,生產的「機構化」與「醫療化」快速發展。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初期,生產場所從「家中」移至「醫院」、接生者從「助產婦」移至「產科醫師」。在日本戰後第一次嬰兒潮時(西元 1947 年~1949 年),負責支撐接生工作的,主要是來回於產家間的助產婦們。到了第二次嬰兒潮(西元 1971 年~1974 年),幾乎所有嬰兒都是在有醫師在場的機構(醫院或診所)誕生。

圖 5:昭和60年(西元1985年)左右的產科(分娩室)。圖片來源:http://www.fukui-kangorenmei.com/story/zadankai/007_01.html

1960 年代以降的生產機構化,對助產婦的工作帶來極大影響。戰前開業、到產家作接生工作的產婆世代,與戰後取得助產婦、看護婦資格的助產婦世代,歷經了截然不同的工作經驗。在醫院工作的助產婦世代經歷的,已非「產婆負責正常產,有異狀或難產時才聯絡醫師」的合作模式。戰後的院內助產婦,大幅喪失了主導助產工作的獨立性。

1970 年代初期,強調運用呼吸舒緩生產疼痛的「拉梅茲法」(ラマーズ法)傳入日本,受到當時日本女性解放運動者與助產婦的關注,「自然生產法」的概念開始流傳,也開始出現反省生產機構化與醫療化的聲音。

助產婦三森孔子在 1974 年接觸「拉梅茲法」後,開始潛心鑽研,在參考拉梅茲法的基礎之上,發展出「He-He fu-hmm」(ヒッヒッフーウン)呼吸法與不需剪開會陰的助產方法,讓當時的日本助產婦界趨之若鶩,開始舉辦以三森為中心的呼吸法講習會,積極推廣。拉梅茲法並非只是一套舒緩生產疼痛的呼吸法,更是促使產婦了解自己的身體、在疼痛來襲時運用自身力量舒緩、實踐「主體性生產」的方式。

圖 6:三森助產院的生產照片 圖片來源:https://webview.isho.jp/journal/detail/abs/10.11477/mf.1611206509?p=firstTab

歷經機構化與醫療化的負面生產經驗——施打催生藥物、剪開會陰、使用產鉗等器械——「病院生產第一世代」(1960〜1970 年代)後,日本社會出現了幾波「自然生產運動」(1980 年代後)。助產師也在持續變動的時代流轉下,重新尋找自身的定位。

代結語

本文以白井千晶編著的《生育與助產的歷史—回顧近代化兩百年》為主,整理了日本從江戶時期至戰後一九九〇年左右的助產小史,希望能呈現出日本助產師在時代流轉下遭遇到的幾個變動。

雖然戰時的產婆經驗並非本書唯一的重點,但我在閱讀時,感受到戰爭連接起的時代交界之處,特別能呈現人們的經歷是斷裂且荒謬,經常在國家權力的施展下被推前推後:戰前取得資格的產婆,在戰事之下,成為產兒報國口號下的執行者;戰爭結束,進入戰後時期,優生保護法通過後,助產婦又被國家徵召,擔任起受胎調節的指導員,成為國家調控人口的協助者。這些歷史經驗與過程都值得向下探索。

 

參考文獻

  • 白井千晶 編著(2016)『産み育てと助産の歴史—近代化の200年をふり返る』医学書院
  • 吉田佳代(2014)「助産師の職業としての成り立ち—その歴史的展開—」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12:211-227
  • 緒方京.高橋弘子(2006)「明治期から昭和初期の産婆教科書にみる産婦への内診」日本助産学会誌 第19巻第3号 258-259
  • 小川景子.江幡芳枝(2006)「昭和戦前期の助産活動——産婆の聞き取り調査より——」日本助産学会誌 第19巻第3号 262-263

涵多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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