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中的「國寶」:天然紀念物誕生史

文/洪廣冀

文資保存、自然保留區之設置為當代臺灣社會所重視的議題。但事實上,這些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1935 年,殖民政府公告〈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由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負責調查。至 1945 年前,該法共指定 29 項史蹟與 19 項天然紀念物。

在《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五)》中,被列為天然紀念物的櫻花鉤吻鮭。圖片來源: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96/1311

不過,日本推動史蹟天然紀念物之保存的歷史還要更早,且會涉及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除了其在天然紀念物之保存上的貢獻外,他還是「生態學」這個詞的創作者。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62(文久元)年 1 月生於岩村藩(1871 年廢藩置縣後歸入岐阜縣)的三好學,原本打算在中學教書,渡過餘生;但他無法忘情他對博物學的愛,於是在 1882 年入學東京大學預備科,於 1885 年開始在東京大學理學部生物學科攻讀(翌年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生物科改為動植物學科),並在 1889 年進入大學院,師從留學康乃爾大學的矢田部良吉。1891 年,當練就一身觀察、採集、分類、製作標本、物種描述之武藝的三好學,準備挑戰日本地衣的分類時,矢田部良吉竟遭到「非職」。無奈之餘,他只得轉進當時尚屬新興學科的植物生理學。從後見之明,這是因禍得福。1891 至 1894 年的三年半間,在政府的支助下,他至萊比錫大學進修,跟隨植物生理學者 Wilhelm Pfeffer,從事植物向化性的研究。與之同時,三好學注意到,同為植物生理學者的 Hugo Conwentz,正積極展開所謂「天然紀念物」(Naturdenkmal)的調查。對三好學而言,這是個如同生理學一般新穎的概念。一般來說,紀念物即為人造物,與自然有何關係?自然紀念物為何需要調查與保存?

日本植物學家三好學。圖片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5%A5%BD%E5%AD%A6

繼承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以降「植群」研究傳統,Conwentz 認為合理的研究單位應為各類物種共組而成、且其動態深受陽光、濕度、氣溫等條件影響的「社群」,而非個別物種。由此為出發點,他發揚光大洪堡於 1819 年提出的 “monuments de la nature”,認為所謂自然紀念物的「物」,不能只是某種特殊的物種,而應把該物種所牽連的「社群」考慮在內。Conwentz 擔憂工業化與都市化將會把若干脆弱、但深具生物地理意涵的「社群」摧毀殆盡;他欣見政府已注意到人為紀念物的保存,主張同樣的作法得應用在天然紀念物之上。他主張,如同經歷史洗刷而岌岌可危的紀念物最好放至博物館中保存,天然紀念物之生育地得由政府指定為 Naturschutzgebiete,即所謂自然保護區(natural protection regions),禁止任何開發與人為介入。再者,就如同紀念物的劃定得仰賴藝術家、作家與歷史學家的專業,Conwentz 認為,天然紀念物的遴選與保存得靠像他這樣的動植物學家。他認為只有專業人士方能屏除主觀,遴選出那些原生、且具德國之「鄉土」(Heimat)特色的生物社群;不論是相對討喜的鳥類與哺乳類,還是濕黏、冰冷青蛙、蠑螈與蜥蜴,在論及是否有資格被劃入天然紀念物時,都得一視同仁:只要這些物種不是外來種,是從德國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就是德國這個家園(Heimat)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得由德國人全體一同守護。

1895 年(明治 28 年)4 月 18 日,即馬關條約簽訂之翌日,三好學抵達橫濱,踏上睽違 3 年又 9 個月的國土。是年 10 月,他出版《歐洲植物學輓近之進步》,介紹他留學期間目睹之種種讓人驚異的學術發展。在論及日本植物學界較為熟悉的分支,如植物形態學(Pflanzenmorphologie)、植物分類學(Pflanzensystematik)與植物生理學(Pflanzenphysiologie)時,他沒遇到什麼問題;但他遇到 Pflanzenbiologie 一詞時,他認為,與其沿用「生物學」這個常用的翻譯,他得創個新字。他認為 Conwentz 所做便是一種 Pflanzenbiologie 的探索。在這個植物學分支中,研究者以生物之生活狀況為起點,依據「遺傳變化之理」,探究植物對外界狀況之感應、生物自然分佈之狀態等問題;要之,此分支的研究者觀察與分析「生活上的諸顯象」,並「解剖」當中涉及的「原力」(Faktor)。既然這是個環繞著生活與生存狀態的研究分支,三好學決定稱之為生態學。

1906(明治39)年,三好學於《東洋學藝雜誌》上發表〈名木ノ伐滅並ニ其保存ノ必要〉,正式將Conwentz 之天然紀念物的概念介紹給國人。他表示,不管是那個「邦土」,其土地上總藏有各種「固有樹木」;歷經「數多春秋」,樹幹巨多,枝葉繁茂,為「一大偉觀」,且為「土地之風光」增添「特殊趣味」,蓋因樹木之「種類及性質」與「一地之景觀」息息相關。三好學表示,迄今百年前,有位叫做洪堡的學者,於其〈自然中自然界ノ光景〉(Ansichten der Natur, 1808)一書中,表示「固有樹木」不能僅從「土地之風光」來考量,饒富「邦國或鄉土之歷史的意味」。原來,三好學指出,不少樹木相當「長生」,可說與孕育其生命之「邦國或鄉土」共享歷史。因此,三好學強調,在老樹巨大的樹幹中,刻印在其年輪上者,是「國家之興衰」、「社會之榮枯」、「英雄豪傑之經歷」;老樹可說是「自然之紀念碑」,讓人可聯想「鄉土之歷史」。

三好學,1936,《日本巨樹名木図説》。刀江書院。圖片來源:https://blog.xuite.net/spwanf1825/twblog/157084467

除了呼應洪堡「自然之紀念碑」的見解,三好學也認為,名木有著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在此他帶入生理學與生態學的視野,認為若「普通樹木莖幹的發生」臻於完全,達到「顯著之材積」,便可以視之為代表該種類的「標本」,應予以永久保存,讓其可完成生活,供作學術研究之用。同樣的,三好學也認為,某些世界上分佈區域極為侷限之珍奇種屬,也應以同樣規格對待。三好學認為,考慮到名木兼具歷史、學術與風致上的價值,保存名木便是保存「國粹」與「邦土之特質」。

那麼,保護可能的手段有那些?在過來的篇幅中,三好學一一探討「樹木死滅之原因」,以及「世界各國固有樹木及其滅絕之危險」。就三好學而言,雖說樹木必然因為年紀、病蟲害而死亡,但更大的威脅來自「工業之進步」。他表示,土地開墾、鐵道鋪設、道路開通、市區改正、工場建設等,為伴隨「文明進步」與「國運隆盛」之現象;雖說吾人當對此感到欣喜,但也應體會,在此過程中,太古以來的森林遭到伐除,歷史及國粹的紀念木遭到伐倒、土地之風致受到危害、學術之標本佚失等。再加上,三好學指出,工廠之煙囪吐出之「有害瓦斯」,排至下水道的「有害物質」,屢屢導致樹木之病害與枯死,河水中之水草與魚貝之死滅等。做前述說明後,三好學特別介紹 Conwentz 的天然紀念物之調查與保存計畫。他說 Conwentz 花了大量心力清查普魯士帝國境內「顯著之固有樹木」,揭開每株樹的「來歷與現狀」,輔以「精細之圖說」,已引起世人注意。他認為明治政府應見賢思齊。既然那些由人巧手製作的藝術品可被視為「國寶」,為政府刻意保存,他認為那些與「國」一路走過的老樹與名木同樣也具有國寶的資格。他也警告,自然界中的「國寶」可能比人為的「國寶」還要脆弱;若政府再無積極作為,在世人認清其學術與風景價值前,這些「國寶」會在文明之前分崩離析,連供人憑弔的機會都沒有。

1911(明治 44)年,三好學聯合志同道合的動物學者、植物學者與礦物學者,組織「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協會」,以德川賴倫為會長。是年 3 月,該會正式向貴族院提出建議案,開啟了史蹟天然紀念物的保存運動,其作為甚至影響了日本國立公園的發展軌跡。

 

 

 

涵多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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