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俊頤
前言
我是因為加入了 waterunderthesurface 這個由人類學者 Andrea Bellestero 組織的 Google 網路論壇，也碰巧論壇內瑞典 Uppsala 大學兩位老師 Susann Baez 與 Chakad Ojani 在會議中籌組了「Upside Down: Unsettling the Verticality of Infrastructure」場，才認識了 Nordic STS conference。該會方屆十年，應是年輕的學會與研討會。
本研討會於 2023 年 6 月 7 日到 6 月 9 日，在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布林登（Blindern）校區的 TIK 中心（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ulture）舉辦。本次會議時間短促，因此同一時段可能有高達九個場次，與會者必須做出選擇。我參加了其中五場，另外聽了 Hannah Knox 跟 Evelyn Ruppert 的 Keynote。因此，本次與會簡記雖希望向國內 STS 研究者介紹 Nordic STS conference，但還請注意本文完全基於個人有限的觀察與聚焦、參與的場次。
場次眾多原因之一為許多主題文章眾多，如我參加的「Upside Down: Unsettling the Verticality of Infrastructures」就有八篇文章，分成兩個場次。其他徵稿主題大概都有三至四個場次且超過十篇文章。這樣安排雖然讓與會者必須要做出選擇，但對發表人而言也等於參加了一個小小的主題工作坊，會有更多時間與其他發表人認識、交流。
本次會議主題為環境與數據／位（data）（Hannah Knox 的 Keynote 更是直接整合兩者），在此兩個主題上，我觀察到的議題或切入點則有：民主、基礎設施、探索新關係（實驗）。以下我會用這組 2×3 的關係來談我對這次會議的心得。
民主、基礎設施、探索新關係 × 數位
今年 Keynote 的做法是將 Evelyn Ruppert 的 “Making rights claims through acts of digital commoning” 和 Hannah Knox 的 “Making data democratic” 放在同一場次，然後再由地主 Sussane Bauer 老師主持對談。
Ruppert 自述為 data sociologist（數位社會學家），關心社群媒體平台民主化運動。Ruppert 以 “Mastodon” 這個「更具備正義與民主關懷的社群媒體」為例，將 Mastodon當成是「非中心」（non-centralized）而非「去中心」（decentralized）的社群平台，因為參與者不只拒絕了既有的中心、更拒絕重新建立某種中心。
雖然網路社群民主運動的主題我並不熟悉，但聽得出來 Ruppert 相當強調 Mastodon 運作動力來自某種參與者的共同承諾（commitment），她呈現的證據是此平台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Ruppert 認為，從這些承諾與平台運作經驗來看，Mastodon 最該被關切的是它做為一種數位政治主體生產實踐計畫。這讓我想到李梅君的 G0v 研究，後來跟梅君交流，認為此議題背後還有許多數位與民主議題值得討論，例如：可近性、使用者界面設計、平台運作的延續性與資源等。
民主、基礎設施、探索新關係 × 數位與環境
若說 STS 知識社群具有某種推動「改變」的內在價值，那麼 Hannah Knox 演講的重點就在於「有助於邁向改變的新關係」如何產生、而數位和基礎設施又在裡面扮演何種角色（Knox 演講在幾個場次的總結討論時被引用，我想他有打到大家的關切）。Knox 討論了智慧電錶做為基礎設施如何影響英國能源民主轉型。她從 Data power 這個概念切入，指出 STS 在討論 Data power 問題時，有三種切入點：Data is power、Data extend specific power（殖民、資本主義 etc.），但是 Knox 想談第三種：她借用且轉變了 Marx 談 labor power 的說法，提出新的 Data power。
我對她如何延伸 Marx 的理解有限，但仍大概理解 Knox 把 labor power 跟 Data power 進行類比，強調兩者都與某種抽象價值的生產有關。組織如何藉由掌握 data 來達到影響其他人或組織行動，乃至構成某種壓迫是 STS 經常提出的批判。STS 也嘗試透過 alternative design （另類的科技設計）或將科技變為 white box（白箱）來對抗壓迫的 Data power。對此 Knox 的企圖是將焦點至於「目標」的界定上，即應該把目標放在「如何可能讓 Data power 作用範圍不只是個人，而是將社會群體往「『更在乎改變目標（在此是能源轉型）』的方向輕輕 nudge（助推）」。為了達到此目的，她強調「work critically “within” data」。不過，誰可以 hold data power 的問題似乎沒有被處理。
Knox 強調改變社群而非個人、強調改變系統而非單一技術物，並強調助推而非某些硬政策。但她也強調這些路線不是預先劃定就完全按照藍圖執行的，Knox 的研究——藉由智慧電錶或其他科技物的輔助來改變民眾行為的計畫，也是不斷調整、嘗試與試驗，讓民眾更關注電力與能源問題的方法（這裡其中一個具體嘗試是讓民眾看到自己跟鄰里的用電，看見誰是用電大戶），此處頗有以實驗、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新可能性的味道。
基礎設施、探索新關係（實驗） × 環境
接著是我的報告場次——Upside Down: Unsettling the Verticality of Infrastructure。我在該場中還滿強烈得感覺到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對其他與會者而言，是某種方法論視角（網絡化的人與非人組成，但包括技術物與現代性、西方／殖民計畫），但很少像是臺灣一樣熱衷於討論基礎設施概念本身，或許看待科技與社會的視角本身也已經被 conceptual infrasturalization 了？
回到論壇，Upside down 分成兩場，我被分配到的場次包括四篇討論地下水的文章，分別是當代土耳其的地熱、戰後臺灣地下水、當代西奈半島的地下水，與論壇組織者 Susann Baez（瑞典 Uppsala 大學）老師對 groundwater 社會研究的觀點彙整。另一場論壇討論太空、水與衛生與「冰」。
比起子場主題，怎麼討論關鍵字「verticality」更為有趣。這裡不得不推崇會議兩位組織者——Baez 與 Ojani。他們全程參與兩場論壇，並試圖把這些分散的文章整合，讓與會者能繼續往前走的努力。對於 verticality 可以是什麼，以及為何要研究 verticality 的討論，我最驚訝於博士班學生都能很漂亮地說出一套 verticality 不只是物理空間，也是某種社會階層關係隱喻的說法。此外，Susann 的報告則認為 verticality 這個字於學界分析中，除了蘊含不同尺度空間外，還有不同尺度的時間，即有關於地層形成的深歷史（deep time）。
對比臺灣研究者似乎比較喜歡探討 verticality 在理論上「到底是什麼」的努力，本場與會者似乎對他們理論化 verticality 的方式沒有什麼疑問。但這也讓我隱約有點不安，雖然無意評論哪邊比較好，但對我來說 verticality 這個概念首要指涉的還是某種三維立體座標的 z 軸向度，而要在理論上把這種空間向度或物理連結上那麼多的隱喻，不管是社會階層或時間，都需要更多分析而非只是某種概念或想像上的比擬（比方將社會「階層」的垂直性跟空間的垂直性放在一起，兩者一樣嗎？為何可以輕易地放在一起？）。另外，很快得接受 verticality 可以從隱喻的角度理論化後，就出現許多以不同案例「比附」到 verticality 的個案研究，這也讓我覺得 verticality 似乎是個還在不斷成長、不斷被研究者賦予新意義、新想像的啟發性詞彙，而不太像是一個很嚴謹的分析概念。
第二個討論重點是 Chakad 在討論收尾時提出「我們為何要研究 verticality？」 Chakad 給的回答是：因為我們都在嘗試探討人與垂直空間內人與非人的 multiple encounter（多重會遇）形式。探索多重會遇形式的目的，從這場的三篇經驗研究來看，又在於如何和現代性下的資源開發與探勘對話。Chakad 說 Asli Uludag 的土耳其地熱談地下水的 leak（滲漏）、我的研究談深井與竹井的衝突，另一位多倫多大學博士生 Alaa Attiah Mitwaly 談埃及政府西奈半島沙漠綠化計畫的想像與遊牧居民地下水知識差異等，都讓我們看到國家或企業的計畫怎樣試著利用科技去把地下的種種給資源化，又怎麼樣難以掌握看不見又飄忽不定的地下水、人、沙等等，這些多重會遇，以他做為人類學者來說，又會想知道我們的研究有沒有看到其它可能性。
下午「Upside down」場次中，Bibiana Med 談 Queer Space Network（不太理解，似乎是做為一種藝術行動跟知識思考）、Chakad Ojani 討論瑞典在國家北部推動的小型衛星計畫與馴鹿放牧人的關係、丹麥歷史學家 Mette Simonsen Abildgaard 談冰的歷史。最吸引我的是 Ojani 的研究，他研究瑞典小型衛星發射場的設立與「太空掠奪」（例如為了建立發射基地必須圈出某塊地），但隨著研究進展，他觀察到小型衛星計畫試圖回饋馴鹿牧人，幫助他們追蹤馴鹿的空間移動，Ojani 認為這是一種 green infrastructure，因為所生產出來的是 small（而非 big）data，small data的目標更humble，不是要去化約馴鹿生態並斷言怎樣做最好，而是去增加對馴鹿生態的理解與好奇。這讓我想到 Knox 的 Keynote speech。
另一個可以用「環境、新關係、基礎設施」來理解的論壇是「Animal Infrastructures: Multispecies Technologies of Domestication and Exclusion」。我聽的是Animal Infrastructures。對我而言，本場收穫是與會者很強調，如果把動物放進來就得談 domestic 的問題。此外，整場論壇我感覺 infrastructure 同樣並沒有位在討論核心，比較像是共享的預設或視野。但不管是 domestic 或 infrastructure，都跟 modernity 的問題有關。
但我認為，如果研究者要從動物談 modernity 或殖民，應該要把動物權本身也給問題化、歷史化，並放在現代化、大眾消費（人人有肉吃）的觀念下思考。本場四位發表人有三篇給我感覺是他們預設了動物權的立場（也可能礙於時間不足），僅有挪威學者 Terje Finstad 處理到此問題。Finstad 討論海洋放牧在挪威的觀念史。Finstad 提到戰後在歐洲、挪威有很多大膽的計畫，試圖把海洋當成某種「系統」來管理，藉由科學研究取得管理系統的知識，藉由技術設計來達到系統在生產與驅避風險上的 optimize（最佳化），它稱為一種工程化的思維。在 Q&A 環節時，有人問 Finstad 有沒有可能去挑戰這種最佳化、工程化思維，Finstad 回應是歷史學者要指出科技控制的偶然性。會後，我追問 Finstad 指出偶然性之後，還有沒有更進一步面對這些我們會覺得有點膽大包天的「最佳化控制」想法呢？Finstad 認為他還沒想到好的答案。
如果說環境是近年 STS 研究關注的主題，我覺得 Nordic 論壇的與會者往往將討論放在研究者是否能夠將其發現概念化（或隱喻），以解釋某些新行動體與新關係，不過這也許與大量人類學者參與此會有關。至於為何想要找到不同的詞彙、概念、譬喻來描述、理解或想像環境，我的推測是：如果關注非人世界是這些研究者的研究／政治價值，那麼隨著納入越來越多過往沒有關注到的行動者，我們就需要盤點現有的知識庫與想像力是不是足以應付這些被我們納入視野的新現象與行動者。
作者與會現場拍攝此關切在我參加討論地下的、動物的論壇都有出現，也出現在以土壤（soil）為研究對象的「Soil repair: Recuperating Human-Soil Relationship」論壇中。有位老師即在會中問每個報告人：「你們這個 case 的 metaphor 是什麼？」其他與會者則接在這個氛圍下去問每篇文章作者看到的那些關於土壤工程、科學、污染修復實作的田野中，對土壤的 assumption 為何？土讓論壇中 Tiffiny Mak 的研究相當有趣，Mak 是土壤微生物學家，就土壤微生物學家於生產有助於超越不同於多數 STSers 批判的功能主義∕生產主義的知識進行討論。這邊似乎聽到土壤生物學家的「生態觀」（更強調關係與意外，對比 Finstad 所觀察到強調控制的工程思維）與「實作視野」具有某種解放潛力，前者讓土壤微生物學者看到功能或生產之外的面向，後者則讓他們嘗試以不同方法去 engage 到土壤生態中，並對自己的工作產生「who is this for？」的反思。
最後，我參加了「Studying the State」論壇的「Studying the tools of bureaucracy and policy」子場。本場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有兩點：一個 street level bureaucracy 或 mundane governance 的視角，如 Ida Martinez Lunde 跟 Nelli Piattoeva 以挪威政府執行某些計畫時設計的表格與「填表過程」做為民族誌觀察重點，探討表格設計邏輯，包含靜態的表單跟表單與表單之間的序列關係，如何生產出特定治理權力。不過，現場回饋是光看表單本身可能不夠，還是得結合上動態的現場資料。
第二點是儘管與會者都同意 no solid state，但是對於怎麼研究 state 的意見倒是滿分岐的，這裡有將重點放在不同 departments 間的差異與衝突、放在代理人如何構成、放在知識或物質扮演何種角色上等等。主要聚焦的問題是「如果國家不是被裡所當然當成一個實體，那麼我們在田野／文本中感受到的國家權力，或者能以某種特殊形式施展權力的力量應該如何理解」上。這裡，其實可以滿明顯感受到與會者對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式的理論要怎麼用到自己研究上有各式各樣的立場，甚至有些人還是支持階層式的國家觀點，並對 ANT 的風行和應用在理解 state 的問題上有些反省。
後記
雖然受限於自己一人，加上時差、知識背景、興趣等，能夠看到的部份其實頗為有限。但還是蠻明顯地注意到 Nordic STS 並沒有太過於焦慮在「北歐研究的特色為何」問題上，這似乎與比較早出現的東亞 STS 學會、期刊中有討論的氛圍頗有不同，但我太不確定原因。
另外，從本次與會經驗來看，環境議題如何與數位和民主結合，並納入更多新的地球環境，如動物、土壤、地下水，或許是科技與社會研究持續發展中的議題。臺灣如何理論化自身的民主、科技與環境經驗和歷史，應是值得 STS 研究者值得持續關切並參與國際討論的議題。
封面圖片：https://events.provisoevent.no/npg/events/nordic-sts-conference/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