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的同位素與核子醫學：以高天成為例（演講側記）

涵多路編按：「冷戰下的台灣與世界」系列演講為 2022-2023 年，由臺大地理系、政大國發所、政大台史所三系所合辦之冷戰專題系列 14 場演講。主辦單位希望藉由講座形式讓分散於各科系所的冷戰研究專家和有興趣的學生能相互交流，並就議題與方法論上進行跨域對話。本次冷戰系列演講共有二講與 STS 的研究旨趣高度相關，分別是 10 月 14 日王秀雲老師的「戰後台灣的同位素與核子醫學：以高天成為例」以及 11 月 4 日黃令名博士的「從 UHDC 到台北捷運：美國冷戰科技援助與台灣軌道運輸的軌跡」。 STS 涵多路小編群在徵得講者與講座主辦方同意後，於演講結束後轉載講座小編撰寫之演講側記，以期擴大 STS 書寫的對話議題與學科領域。

文／廖彥豪（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講者 / 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教授）

冷戰科學與核子醫學在台灣：從重返歷史現場的小故事和疑惑講起

1957 年，台大醫院啟用放射性碘 131 典禮──以同位素碘 131 治療甲狀腺亢進患者──被視為是「自由中國」在原子能和平用途上新紀元的重要發展，這個治療儀式，是由時任教育部長兼原能會主委的地理學家張其昀來對患者進行投藥。

從這個小故事開始，秀雲老師從冷戰核子醫學與台灣戰後醫療史角度應進一步追問的是：當時的世界各國和台灣，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作為一種治療方法之前，甲狀腺亢進的治療方式是甚麼？作為冷戰科學的核子醫學的擴散和影響，在不同國家和區域的實際發展狀況又是如何？她從這則小故事展開的提問，引導了她近年研究的發展軌跡，開始將台灣戰後核子醫學的歷史發展，重新放在冷戰科學競爭和科學全球化發展的框架來理解和回答。

對第一代歐美科學史研究發問的挑戰：看見受援國主體位置的跨國科學交流史

秀雲老師指出，冷戰衝突的確在美蘇兩強冷戰對峙的基本結構，其中政治、經濟體制和意識型態的對立衝突，是大家習以為常的冷戰對抗內容，但科學技術發展和競爭，也是構成冷戰的重要成分和物質基礎，同時也是在冷戰時期國際援助和外交競爭的重要面向。

美國在冷戰時期透過輸出同位素獲取經濟利益，但也透過科學技術輸出行動來鞏固對於冷戰民主陣營國家的領導權和影響力，她指出晚近有不少對過去科學史提問（西方科學的擴張，“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的批評和修正，指出這類問題意識隱含西方中心論的視角，並且預設科學必然會擴散到非西方各地，最常的提問是，這些帶有進步性價值和正面影響的科學技術與知識，是如何從西方傳播和影響非西方世界？

但從近年跨國科技史的研究進展，及她自身的研究關懷出發，她想瞭解的是，除了從美國（西方）視角出發的觀點外，再進一步同時納入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些國際組織和專家的跨界影響和跨境流動的關照後，在冷戰時期，這些以美國和國際組織為中心開始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擴散的傳播路徑和發展過程。並以其他國家接受核子醫學的發展過程和差異性作為參照，思考如何可能重新審視和探問，冷戰核子醫學在戰後台灣的發展軌跡和其在地特性。進而嘗試回答「冷戰科學的大哉問」：全球冷戰的對抗和競爭，如何做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科學技術發展的驅動力，以及如何影響科學技術在不同區域和國家的發展路徑和內容？

「原子能和平用途」下核子醫學發展的全球旅程與台灣軌跡

秀雲老師接著進入今天演講的重心，「原子能和平用途下的核子醫學發展」。1953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提出「原子能和平用途」企圖翻轉原子能科學做為戰爭軍武的死亡科學印象，轉向和平用途發展的生命科學（但原子能作為「戰爭的死亡科學」面向從未消失），「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涵蓋面向和項目甚廣，包括科學、醫學、能源和農業等方向。從台灣在地脈絡來看，原子能的發展，從美國援助角度是希望從和平用途方向進行技術援助和移轉，但從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中正總統的角度，卻從未放棄發展核子武器，她提醒因此不論是從原子能的物質性和基礎設施特性，或是當時台灣的發展脈絡來看，原子能作為一種冷戰科學，都高度反映其作為一種「國家－軍事－科學複合體」特性存在。

台灣的「原子能和平用途」也涉及各種面向發展，除了以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作為發展原子能研究的方式外，台大與中興兩校的農學院許多老師，也在同時期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計畫補助，進行各種作物品種改良與突變種的研究。而原子能在當時作為具有經濟效益和進步價值的能源供應的替代選項，也和當時台灣推動的加速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扣連在一起。

秀雲老師近年則聚焦於原子能醫學在台灣的援助發展，她首先以同位素的特性作說明，指出同位素具有放射性質，可以透過偵測其存在，去追蹤其劑量和去向，藉以掌握生物代謝和循環的機制與路徑，而透過同位素放射性的偵測和使用，可以在醫學上呈現很多新的重要發現，及找出許多治療和防治方法。在美國，1951-1955 年的三年多時間裡，使用同位素的研究發表就高達 4500 篇，她認為同位素作為理解冷戰時期台灣與世界科學發展的關係，不但能夠側寫核子醫學全球化發展的面向，同時也可以展現核子醫學在台灣在地發展的軌跡和特殊性。

高天成與美國專家 Marshall Brucer：冷戰科學的全球行動、跨境傳播與在地代理

台灣政府在 1950 年代中後期，開始積極擁抱核子醫學在台灣的援助發展計畫，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透過各類報章雜誌和學術出版物，積極向社會大眾與專業者介紹原子能的各項特性及醫學應用。而在台灣原子能醫學發展的軌跡歷程裡，台大醫學院院長高天成和美國專家 Marshall Brucer，則是分別扮演了冷戰科學在台灣的全球行動、跨境傳播與在地代理的兩個重要人物。

高天成作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重要的本地菁英，在日本接受了完整的醫學教育，隨後獲得東京帝大的醫學博士，並被杜聰明博士讚譽為「臺灣外科醫學之父」，不但曾分別在日本與中國執業，在戰後回到台大任職，隨後便在 1953 年接任台大醫院院長一職，並作為外科權威，在核子醫學在台灣在地扎根發展的過程裡扮演重要角色。

美國專家 Marshall Brucer 同樣是醫學背景訓練出身，他在當時美國核能研究重要機構 Oak Ridge 的核子醫學機構（Medical Division of the Oak Ridge Institute of Nuclear Studies）擔任主持人，在美國推動同位素用於研究、診斷和治療，扮演重要的領導和推廣角色，這個機構在當時也附設有醫院，收治癌症病人，進行實驗性質的治療。

Marshall Brucer 能扮演核子醫學全球化發展的領導者和行動者關鍵除了他在美國實際負責領導核子醫學重要實驗和醫療機構外，也在於 Brucer 1957 年於東亞三個主要國家的考察和援助活動。美國原能會事後把 Brucer 在三個國家的演講和報告彙編成一個小冊子，Brucer 在這本小冊子裡不但說明了同位素和核子醫學發展史，也審慎評估了當時世界各地區和國家擁有鈷六十儀器和技術分布狀況。秀雲老師指出科學技術的全球化發展過程裡，因為地理區域和科學活動的發展差異，這樣的「交流」不僅是物質技術的移轉和交付，同時也涉及同位素核子醫學的知識、方法、物質、儀器及實作，以及在實際應用階段的測量、計算和解讀的標準化作業過程。

1957年 Marshall Brucer 東亞援助考察後，台灣方面隨後在 1958 年，以台大醫院院長高天成為首，開始從事一系列核子醫學研究和應用成果發表，其中又以甲狀腺亢進的診斷和治療值得注意。過去日本殖民醫學傳統下，甲狀腺疾病是外科的範圍，並以手術為主要治療方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身為外科醫師的高天成對於美國援助的核子醫學研究裡，特別關注放射性同位素在甲狀腺病的診斷和治療應用。在 1958-1960 年間，高天成、王光柱等台大醫院醫師，運用同位素於台灣甲狀腺病患的測量和治療，進行同位素測量的標準化及治療，並且分別於第二屆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以及國際期刊發表。

冷戰核子醫學的全球發展與台灣戰後醫療史的重新探問

秀雲老師在演講最後，以對於核子醫學在台灣發展的初步研究成果和案例為基礎，進一步展開來談冷戰科學、核子醫學與重新探問台灣戰後醫療史研究的關係。

秀雲老師以研究甲狀腺亢進治療的歷史和自己作為病友在美國和台灣求醫的經驗為例，指出在美國在1950 年代中期以後，甲狀腺亢進以碘 131 放射線療法為主（除兒童及孕婦外），鮮少使用手術，但台灣直到 2000 年，手術仍是主要治療方式。然而，她的美國內分泌專科醫師卻指出赴美參加國際醫學會議的台灣醫生都是使用碘 131 的放射性治療方法，顯示了特定疾病治療方式在台灣的歷史軌跡，也是冷戰時期核子醫學全球在地化發展的內部差異和分歧的例子。這同時突顯核子醫學及相關診療方式的特殊性和物質性，同位素具有放射性且受到官方高度管制，因此集中於少數菁英醫院，不易擴及到各地院所。這也顯示冷戰科學援助因其對象及其在地醫療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

另外一個例子是子宮頸癌的治療。為何徐千田一門以手術為主，而臺大醫院以放射線治療為主？這可能不能僅從門派的師承系譜和技藝傳承來理解。冷戰時期美國對台灣的援助，特別是在核子醫學部分，台灣大學無疑是重點援助機構，或許這是為何台大在 1968 年以前以放射線治療為主。秀雲老師認為若納入美國全球援助和冷戰核子醫學發展，重新審視冷戰核子醫學的全球擴散和在台灣援助的軌跡和在地特性，我們應該能夠對台灣戰後醫療史有更豐富的理解。

後記：為何研究冷戰？全球冷戰如何作為「地理學」、「台灣史」與「發展研究」交會的關鍵課題？

本場演講亦為「冷戰下的台灣與世界」首場講座，藉此機會，臺大地理系、政大國發所與政大台史所三個主辦單位老師說明合辦「冷戰研究」講座的動力與意義。台大地理系徐進鈺老師首先說明，為何是在此時，為何是由台大地理系、政大台史所和政大國發所三個機構，共同合辦「冷戰研究」講座的原因。徐老師指出東西衝突、南北對立和第三世界發展、冷戰與地緣政治一直都是地理學與發展研究關注焦點。冷戰結構延續性至今仍對不同國家與區域發展有現實影響，但「冷戰研究」在過去的台灣，因不歸屬於特定學科建制範疇，長期以來缺乏系統性和跨領域的整合研究，因此，三機構合力舉辦此講座，希望人們重新關注與投入冷戰、台灣發展相關研究。

政大台史所林果顯老師接續提到，在過去的冷戰史研究發展，主要以歐美學界為主，1990 年代之後，隨著各國檔案和跨境交流的開放，新一波的新冷戰史研究開始擺脫和鬆動以歐美學界和美蘇冷戰為中心的發展格局，開始關注到冷戰中心之外的其他國家視角和檔案。他指出早期台灣並無環境與條件跟上第一波冷戰研究，但台灣戰後的整體發展，很難逃脫冷戰視角和格局的關照，研究者是否有「意識」和「意願」從冷戰研究的框架和取徑來思考和研究問題，則是應嚴肅思考和面對的問題。不過他也樂觀地指出，近年台灣有越來越多跨領域的研究者和碩博士生，開始意識到冷戰視角和多國檔案運用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因此現在正是時候嘗試從對同一段時間、某些跨國空間和關係的主題，在全球或區域發展的關鍵議題上，打開跨領域跨界和交流，從不同的觀點和議題出發，把台灣的冷戰研究視野帶回來。

魏玫娟老師提到政大國發所的英文名字就是「Development Studies」，即是以台灣在戰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經驗和歷史為核心，而台灣戰後在各層面的發展研究，都無法脫離全球冷戰和地緣政治的框架來看待，對國發所師生而言，冷戰是他們共享的重要環境和脈絡。台灣從戰後早期接受美國援助的受援國角色，到1960年代至今開始積極對外進行國際援助的發展過程裡，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Taiwan ICDF）扮演重要的對外援助角色，而國發所在近年建立和國合會長期合作關係，就是希望開始有系統的研究和介紹台灣戰後國際發展援助的實務、教學與研究經驗。在當前某種新冷戰狀態重新到來的關鍵時刻，針對台灣當前的處境和發展，從地緣政治和國際援助的角度重新審視冷戰時期台灣和世界的連結與歷史，可說是正著時（tsiànn-tio̍h-sî）。

作者按：本場側記，受限於撰寫者的學術背景與知識養成，在撰寫成稿修訂過程，受到講者王秀雲老師，以及 STS 研究者黃令名及何俊頤兩位博士的大力協助修訂，刊出之文稿若有任何錯誤，責任應由撰寫者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