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台灣的 STS 研究社群以西部的技術發展為主要討論內容，從電力，水利，交通運輸，農業轉型，工業發展，到醫療照顧等等層面，不論在歷史發展或者科技類型的轉變程序上，都可以找到以西部為主的背景脈絡。因為從後殖民與後進國家看待技術的發展過程，走向東亞區域的歷史比較路線，也作為早期STS在台灣研究的發展方向。當地方特有技術議題與脈絡從歷史發展路線的比較觀點走出來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到過去被當作單一主體的台灣，其實涵納了許多異質且多元的認識觀點與技術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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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Amoore 認為與其窮究演算法設計的過程，與責任歸屬的分配，我們更需要「倫理政治」（ethicopolitical）的探討，在理解演算法造成的社會後果時，花更多的心力發掘演算法如何使得原本充滿不確定的世界，轉變成能為人與機器共同感知與分析的具體對象。此外我們也能更加關注具倫理政治重要性的各種演算法的實作，以使構成社會的各種不確定性、獨特性、固執於頑強的存在、與無法化約的特質，皆有延續的保障。
在行政上國家因為遲滯地處理此事件，因而造成損害擴大而負擔責任，監察部門也因此糾正行政部門的怠惰。相對於遲滯隱匿的國家，更重要的治理行動源自於社會，因為受害者組成自救會、「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立法倡議，得以催生台灣油症受害者救濟立法。
健保資料庫案揭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究竟國家大規模蒐集個人健康資料的「重大公共利益」是什麼？重大公共利益成為法庭上重要的攻防焦點，在於憲法第二十三條容許國家在「必要」範圍之內，得以法律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但對於何謂「必要」限制人權手段的內涵，以及如何適用比例原則仍存有很大的爭論空間。
乍看「照護」與「科技」是兩個很遙遠的概念，前者讓人聯想到情感與溫暖，後者則是讓人聯想到理性與較為冰冷的觸感。然而，洗澡機的案例呼應 STS 理論，探討照護與科技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女性主義 STS 研究以寬廣的觀點看待「照護」，指出「照護」可以指涉任何維持、繼續、修護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所做的各種努力，其中裝配許多技術物、情感、與政治。病人、家屬與安寧團隊花費許多力氣一起投入洗澡的活動，也是為了可以好好地照護末期病人的生命品質，直到生命的終點。
科學家在實驗室中飼養蝦子，並將牠們拿來當作實驗工具，是為了回應蝦池面臨的問題，並推動養蝦產業的生物技術發展。不過實驗室裡的故事只是整個養殖產業中的一塊拼圖，因為實驗室裡的發明仍然必須要能夠讓在戶外養殖蝦子的農民接受，才能夠證實科學家的發明是有用的。在養殖產業中，最常見的爭執點在於實驗室是封閉且叫能夠控制環境變數的地點，但是許多生技產品都並不完全適用在開放且規模較大的戶外養殖池。因此當我們身為研究者除了要能夠走進實驗室，也不要忘記走出實驗室，才能了解實驗室內與外的知識與技術交流與爭議。
種種的交流與碰撞，讓台灣有著多元的海洋文化與價值，海洋（資源）博物館可重新檢視台灣之於海洋的關係與定位，從常民與海洋的關係開始與對話，典藏台灣與海洋的關係，每一段關係都蘊藏台灣在歷史、地理、環境、民族文化、文明中的海洋內涵，海洋（資源）博物館從台灣東海岸島弧的中央––花蓮––出發，面對大洋，重新思考如何以台灣作為中心，呈現台灣多元豐富的海洋文明，讓台灣真正走入海洋國家。
三好學也認為，名木有著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在此他帶入生理學與生態學的視野，認為若「普通樹木莖幹的發生」臻於完全，達到「顯著之材積」，便可以視之為代表該種類的「標本」，應予以永久保存，讓其可完成生活，供作學術研究之用。同樣的，三好學也認為，某些世界上分佈區域極為侷限之珍奇種屬，也應以同樣規格對待。三好學認為，考慮到名木兼具歷史、學術與風致上的價值，保存名木便是保存「國粹」與「邦土之特質」。
在博物館裡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絕對是通過選擇的記憶（selected memory）。鐵博必須堅守臺北機廠這個基地，循序尋找每個階段任務在拓撲意義上的利害關係者。所謂拓撲意義上的利害關係者，指的是合作對象不見得是物理距離上的社區 (雖然也很重要) ，而可能是距離遙遠，甚至在國外的博物館或社群。不過，無論議題如何選擇，若鐵博想以廣義的策展陪伴「人人」都能接近或認同鐵博所關懷的「公共性」時，那麼或許還是得先藉由美感中介，終歸對所有人來說，感受都先於認知。
病毒株的更多變異、疫苗的分配間題與施打速度，以及各國防疫的調整、管控的強弱和醫療量能的差異，持續在 2021 年末、2022 年初，即 110-1 學期，持續造成多個國家、地區的再次流行。真實情境的複雜性，大大超過遊戲的體驗設計。在〈瘟疫公司 Plague. Inc.〉，解藥只須完成一次性的研發，就可扭轉人類命運。然而，有幸在這兩年疫情生存下來的人們，在真實戰「疫」中磨練出的實力與知識，遠多於模擬遊戲可以觸發的。
戰爭連接起的時代交界之處，特別能呈現人們的經歷是斷裂且荒謬，經常在國家權力的施展下被推前推後：戰前取得資格的產婆，在戰事之下，成為產兒報國口號下的執行者；戰爭結束，進入戰後時期，優生保護法通過後，助產婦又被國家徵召，擔任起受胎調節的指導員，成為國家調控人口的協助者。
新自由主義）醫療化以一種個人視角看待障礙，社會的壓迫並不是太被強調，或是完全忽略。在醫療化的世界中，要打破障礙要靠自己努力。電子耳植入術成為了一種可以證明你努力過的資源之一。有一位受訪者是植入了一耳的電子耳後，變得很自信，但對於自己的口語產出仍是不滿意，所以打算再去植入一耳。電子耳植入術也許蘊含了某種健全身體的觀點，但接受這個手術的本身，指向了某種身體自由，指向了可以對其抱著希望的未來，接受手術作為一種身體實踐，是在既有社會框架下，自己少數能施展的能動性。
if we stand on land, we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we take the land as a granted foundation for our existence, a granted condition that allows our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If we are at sea on a boat, we cannot take that foundation for granted, we know that the relation we form in the little community of our boa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us from sinking. Undercommoning is to form a common bond tha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hold on and avoid drowning.
如果我們站在陸地上，我們就有共同的理解，我們把這片土地視為存在的堅實基礎，一個允許我們相互交流的條件。若我們在海上乘船，我們則無法將這個基礎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知道在船上形成的小社群關係，對避免溺水是必要的。存有式的共生之姿形成一個共同的點（bond），是我們得以抓住並避免沉溺所必需。
交友軟體的設計是高度政治的，設計的本身立即區分人我之間的關係。在有關性安全健康的設計上面，HIV 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資訊，涉及極度敏感的隱私及親密的議題，有哪些選擇、選擇的方式、設計的美學調性、視覺化的介面與資訊的流程，都跟使用者是否能在一個看似高度私密，卻又充滿多重監控的環境下「自由自在地社交」有關。
這批特立獨行的產婦，常以自己的身體經驗來理解原有體制的問題，並驗證新理念的成果。阿萍醫師的身體經驗不只是自己挫折的孕產歷程，還有在行醫的疑惑，也藉由磨練不同的孕產照護技藝，確認實作的方向。發聲型出走的產婦不只是實踐自己的理想，也以互助的形式，為他人創造新的可能性，這包括昔日國際母乳會成員的串連，以及今日的生動盟。而阿萍醫師的行動場域在專業健康照護服務的提供，偶會出現志同道合的夥伴相挺，而她也奮力讓自己靠行的醫療院所打開不同的模式，並同時與助產師合作，創立助產所，並持續連結其他醫療專業，包括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甚至中醫師。
在當代中國，中醫通常把他們的醫療工作描述為與西醫徹底對立的。例如，西醫被認為在治療急性病與器質性病變（acute and structural conditions）時較為有效，而中醫則擅於處理慢性病與功能性病變（chronic and functional conditions）。儘管醫師們純化了這兩種醫療體系的對立，但他們在臨床工作時仍積極追求二者的整合。換言之，臨床工作的混雜性與在論述本體時的純化工作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