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殖民時期的臺灣醫師，最為人知的就是在政治、社會及文化方面的積極參與。臺南著名的小鎮醫師吳新榮曾描述殖民時期臺灣醫師獨特的「自由業」性質，在於「只有這樣醫師或是律師等自由職業者，才能平等地和支配者應酬，自由地和支配者計較。」也就是說，不像教師、公務員或勞工等需要服從上級長官或老闆的命令不然就可能丟飯碗，醫師大多獨立開業所以不受約束。此外，與同樣自由自在卻需看天吃飯的農民不同，醫師收入普遍穩定豐厚，在社會上受人尊敬，得以與殖民者平起平坐地應酬、計較。因此，如蔣渭水、韓石泉、吳新榮等諸多熱情參與殖民政治、社會及文化運動的殖民覺青都是醫師。
但1958年省醫師公會理事長蘇振輝對醫師會員致詞時卻說：「本省醫師犯了一種通病，這毛病是由光復以前，日本人統治臺灣殖民政策下培養成的，造成醫師極度個人主義，祇知個人開業營利，不問世事。」若殖民醫師都是「個人主義」且「不問世事」，那怎會有覺青醫師的作為呢？要理解蘇振輝等人的言論，要從戰後臺灣醫療市場的巨變談起。
戰後臺灣醫師們普遍感受到醫療環境的巨大變化，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從業人員激增導致市場過度飽和。相較於殖民政權獨尊西醫因此對醫療市場的其它從業者嚴加管制，從而保障殖民醫師的收入與地位，戰後新政權無意延續此方針，導致中醫、密醫、退役軍醫及各種無執照的醫療提供者大量出現，嚴重影響開業醫的醫業。面對這樣的情況，醫界便希望能設法修改醫師法以加強市場的管制，但當局對此反應冷淡。面對此等困境，前述臺灣醫師不問醫界之事的情況讓蘇振輝感慨，「其毛病一直遺留至今，致使醫師公會成為全省最缺乏團結力量的團體。我們要覺悟，醫師法不修改，醫師地位無以保障，而修改醫師法是建立在團結的力量上。」原來，蘇所批評的「不問世事」是指戰後許多醫師不關心自身醫界之事，不但不願意加入公會，也不重視專業倫理。
檔案來源：3WXR_01_0002，吳新榮文書，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促進醫界團結成為公會的首要目標，這也意味著重建醫醫間倫理關係。其中一個重點在於不說同行壞話。戰後醫界大老吳基福便曾言：「近年醫療糾紛案件之發生，其中百分之八十係由醫師同業，直接或間接所引起」，如「某某醫師無意地對病人說：某醫院診斷完全錯誤，早一點到這裡來，病人不會死的」。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於〈美國的醫療業事—旅美見聞〉一文中，亦特別強調醫師在美國專業地位極高，原因之一在於「醫師相互協助」，亦即「同業間以不談論彼此是非為宗旨。再如病人已受其他同業診治者，非有其介紹信函，不予接診，並應勸其回原診療處醫治。這是醫德，也是彼此共立的一個規約。」
另一個重點在於避免同行間的不當競爭。於是，各地醫師公會紛紛提出標準醫療收費表，詳訂各種收費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收費表僅規範各項目「最低」收費，沒有「最高」收費限制，亦即公會主要希望藉收費表以確保醫療合理報酬，抑制醫師間之削價競爭以促進醫界團結。然而，不少會員迫於現實，不得已仍必須降價行醫，以免病人流失至密醫處。
這種種的作為都是為了促成醫界的團結，其目的在於修改醫師法以加強管制。除了不斷跟國民黨政府進行遊說之外，醫界也積極推派代表參選各層級的民意代表，從法規層面來運作。最後，1969年曾任第9屆省公會理事長（1963-1967）的吳基福出馬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首次增額補選，在掃除社會認定「醫師獨善其身」、「醫界一盤散沙」印象並團結醫界前進立法院之號召下，吳以其選區南部11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擔任各地選務負責人並順利當選。吳基福成為醫界在國會推對醫師法修法的要角，旋即再任第11、12屆省公會理事長（1970-1976），開啟其自述為「政醫合作」之時代。
1949年臺南市醫師公會醫療費規定。回顧這段臺灣醫師從自由走向團結的歷史，可以清楚看出，原來殖民時期醫師自由業的特質，是在殖民政權由上而下推動以西醫為主的醫療政策支持下所造就的。醫師雖無法參與醫療政策的制訂與討論，但亦不用擔心中醫與密醫等其它醫療從業者的競爭，可以全心經營醫業，進而在醫療之外的其它文化及公共事務上自由且平等地倡議、行動。戰後面對醫療政策的巨變與市場的渾沌多元，臺灣醫師們才開始驚覺需要團結一致並參與醫療政策，方能保證自己的醫療權益不被侵蝕。西方國家自十八世紀起便逐漸發展的「醫醫之間」的專業醫學倫理才逐漸受到臺灣醫師們的重視，原來，我們不應該說同行的壞話，也別再削價競爭了啦。醫師們開始自覺必須放棄某些自由、遵守規約，來促成團結，方能打造有力量，能與新政權協商的臺灣醫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