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大昕
障礙政治是什麼？身心障礙怎麼會和政治扯上關係呢？身心障礙不是生理或健康層面的議題嗎？怎麼會說是「社會壓迫」呢？障礙者的高失業率或交通行動上的不便，難道不是身體損傷造成的結果嗎？身心障礙的問題不是醫師或復健治療師需要處理的問題嗎？怎麼會是人文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呢？這些問題大概是一般人，聽到「障礙政治」一詞時最常有的直接反應。然而如果仔細想想，身心障礙從鑑定分類到各種福利服務的提供，都牽涉到各種權力結構化的關係與安排。
比如說很多人喜歡問，臺灣人口中身心障礙的比例，或臺灣某城市有多少身心障礙者？這裡所謂的障礙人口數，其實是「有意願且通過鑑定程序」的障礙人口數目。過去四十年來，臺灣障礙類別逐漸增加，障礙人口數也不斷膨脹。主要原因並不是慢性病或意外傷害大量增加，而是因為各類遊說團體經由不同的政治運作方式和管道，透過修改法令成為制度中社會福利服務的受益人口。然而儘管如此，臺灣至今也只有5%左右被列為身心障礙，相較於英國，這個比例非常低。1980年代英國人口普查將「輕微損傷」納入調查，全英就有14.2%是身心障礙者；或2005年英國家戶調查讓受訪者自己分類時，則有19%的民眾自認為障礙者。由此可知，究竟哪些身體損傷或什麼樣的程度才會被視為障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接下來要問的是，身心障礙統計或鑑定分類後要做什麼？社會要如何對待身心障礙者本身也是個政治問題。傳統社會福利制度認為障礙是個人身體損傷的結果，損傷使得個人無法以一般人的方式在社會上工作或生活，障礙者的需求需要以另外的管道來提供。但是從身心障礙社會模式的觀點來看，身體損傷不必然會成為障礙者，而是不公平與不友善的社會環境與制度，將一個身心有損傷的人轉變成依賴者或障礙者。從這觀點來看，我們應該要做的是解除壓迫障礙者的社會根源，而不是透過公共救助來補償個人。從過去臺灣推動的無障礙環境，到後來簽署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某程度來說都是為解除壓迫障礙者的社會根源。除了制度與環境的改變，過去數十年來西方許多障礙者也開始組織起來，企圖改變主流社會的態度與政策，挑戰個人悲劇的意識型態，打造逐漸成長的群體意識和群體認同，甚至是建立障礙文化和慶祝差異。
最近剛翻譯成中文版的《障礙政治：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會》(The New Politics of Disablement)，原書出版於2012年。兩位作者中的麥可奧立佛(Mike Oliver)成年後因游泳意外導致脊椎損傷，也是障礙研究的開創者；而另一位作者柯林巴恩斯(Colin Barnes)則是先天視障者，也是英國障礙研究在學術體制中建制化的關鍵人物。兩位作者從歷史唯物論和新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探討身心障礙的社會建構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書名中使用的「障礙構成」(disablement)這個字，指的就是這個造成身體損傷與障礙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過程。雖然不同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反應，與其經濟生產模式及物質條件密切相關，但作者也承認文化的力量扮演重要角色。不過，作者認為障礙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瞭解世界，而是要改變世界。就這點而言，障礙研究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