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社會： STS 觀點對設計史／研究的啟發與反思（上）

文／翁註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教授）

摘要

設計研究（design research OR design studies）¹在二戰之後，由德國 Ulm 設計學院首先嘗試將設計帶入科學研究的學術領域，如今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學院建置逐一完備。然而，隨著瞬息萬變的現實而連動的設計研究，其具體對象及範疇仍舊處於一種不斷變動的狀態；在 1990 年代中期，有關設計研究的主體與方法，學界之間仍然爭辯不休，莫衷一是。相對地，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兩者均簡稱為 STS）自 1960 年代一來，迄今不斷持續關注有關科技爭議、科學迷思等議題，與時俱進。相對於設計研究此一充滿不確定性的學科，學術活力十足的 STS 擴大了設計研究的視野。設計專業協調科技進入社會，STS 論述則探討科技的社會後果。因此，結合 STS 角度的設計研究，釐清了設計操作與社會衝擊的關連，也深化了原本設計領域關心社會的立論。

本文試圖從 STS 觀點檢視設計研究中的盲點，同時藉此深化設計與社會的連結。設計師致力於調和生產與消費領域的矛盾，促進經濟發展；但設計師也是「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在提出新的產品方案，同時也建構新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因而對於社會產生深遠影響。透過 STS 觀點，使設計專業連接到社會面向的自我反省成為可能²。

關鍵詞：科技與社會研究（STS）、設計研究、設計史、銘刻

一、破冰：設計在科技史書寫中的浮顯

1997 年，由科技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HOT）發行的機關刊物 Technology and Culture，38 卷 2 期，其中文獻評介一欄特意以設計為題（Review Essay: Technology and Design — A New Agenda），由設計學家 Barry Katz³ 回顧了四冊主要由 Design Issues 主編 Victor Margolin、Richard Buchanan 選自該期刊若干論文而成的著作：Design Discourse: History, Theory, Criticism (1989)、Discovering Design: Explorations in Design Studies (1995)、The Idea of Design: A Design Issues Reader (1995)、Design History: An Anthology (1995)，為科技史學術社群建立了對於設計研究的初步理解。同時，Katz 認為設計研究（design studies）正處於主題（subject matter）重塑的階段，因此與科技史有研究合流的可能(Katz, 1997)。此外，Katz 也進一步釐清設計與科技的關係：他將工業設計師描述為：「馴用新科技，令其可為人類使用」（domesticates new technology and makes it available for human use）（Fallan, 2010）。

設計確實未必對科技瞭若指掌；它的專長是將科技轉換為使用者能夠認知、接受、以及使用的美麗事物。關於這一點，美國第一代工業設計師 Raymond Loewy 說得很清楚：「設計師很想將那些研究發展、科技生產出來的先進產品，提供給大眾；不幸地，這樣的產品總是賣得不好。每一種產品似乎存在一個消費者追求新奇慾望所及的境界，或可稱為「驚奇地帶」（shock – zone）。在這裡，慫恿購買的意念達到高點，但有時也會夾雜著抗拒…聰明的設計師清楚地瞭解，特定問題中『驚奇地帶』，存在於哪裡。在那裡，設計於焉達到一個我所謂的『MAYA』（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Yet Acceptable）階段。」（Loewy, 1995: 277-286）

設計展現了科技的可能應用方式，本身卻未必參與科技研發，因而相較於發明家、工程師，設計師並非是科技史家菁睞的對象。科技的創新似乎被視為是較有自主性，因而往往具有若干傳奇色彩。相較於此，設計則由社會因素，如市場、消費者所驅動。部份科技史家甚至將設計視為一種無涉於科技，純粹是裝飾美化的工藝技巧。

被譽為科技桂冠詩人的美國科技史家 Henry Petroski⁴，在《利器》（The Evolution of Useful Things）一書中，認為催動器物、科技演化的動力，乃是基於現有缺失，不斷加以改善、累積的結果（Petroski, 1997）。Petroski 想要挑戰、超越的理論對手是「功能決定論」（Functional determinism）——如果器物的形式僅僅是決定於功能，何以仍有這麼多功能不夠完備、形式眾多的器物？如何解釋它們的存在？他雖言明審美觀點不在本書討論範圍內，例如珠寶、美術品等，但實際上，Petroski 將美觀和實用對立起來，同時認為一流的設計不會狹隘地將美觀因素當作首要考量。相較於鐵鎚等樸實無華的手工具，銀器的樣式則表現為某種美學目的的裝飾；雖然 Petroski 盡力不在書中顯露其對兩者的好惡差別。

Petroski 認為解決一個功能問題的設計方案有眾多可能，然而消費品味、流行潮流常會凌駕於功能之上。根據美國第一代工業設計師 Henry Dreyfuss 的說法，設計有五項準則：一、實用性和安全性；二、維修；三、價格；四、銷售力；五、外觀。這五項都可以視為設計展開時，評估現有器物缺失的準則。即使 Petroski 因此盡可能地接受設計仍然是一項改善缺失的創新活動，但他最後著實無法掩飾對雪梨歌劇院的厭惡，認為那是一項錯誤示範的建築設計。

在後來的《小處著手：追求完美的設計》（Small Things Considered — Why There is No Perfect Design），Petroski 極力標舉那些屹立在器物革新過程中的精巧小物，其所秉持的設計演化史觀益加明顯（Petroski, 2004）。「功能論決定論」固然漏洞百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史觀恐怕也有不切實際之處。Petroski 在新舊器物間建立因果關系，不僅後設地合理化後來產品的存在，也不能解釋現實上那些在解決問題（如果有的話）、同時製造更多問題的產品，何以不斷出現。如果從許多禍延數代的設計來看，更很難讓人信服 Petroski 的史觀—設計果然朝向越來越完美的境界。

設計在科技史當中，常常是因為書寫的需要，才將其置入於故事脈絡中。科技史家似乎將設計師理解為不世出的天才，在新科技問世時，奮力發揮才情，實現夢想。設計師如藝術家般不囿於現實侷限的浪漫個性，令人難窺其堂奧。科技史家 Thomas Hughes 的 American Genesis，便將設計歸類為科技變遷過程中的文化因素，擾亂了其社會科技體系的無縫性（the seamless web of sociotechnology system） （Fallan, 2010）。甚至於，常以建築、工業技術為題發表著述的建築評論家 Witold Rybczynski，在《金窩、銀窩、狗窩：一段追尋「舒適」的住宅建築發展史》（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⁵一書中未將居家環境的演化推手，歸功於建築師；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受到現代「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影響的進步女性（Rybczynski, 2020）。在《一定用得上！螺絲、起子演化史》（One Good Turn: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crewdriver and the Screw）一書中，同樣也不見設計師的蹤影。倒是繁體中譯本的序文作者確是任教於國內設計科系的教員（Rybczynski, 2010）。

除了科技史家通俗之作，之後，Technology and Culture 偶有刊出以設計為題的論文。例如：Shelley Nickles (2002) 描寫 1930 年代的美國冰箱的再設計，其實「保存」（preserving）當時社會對於女性的看法。透過工業設計，科技史家看到科技在「居家化」（domesticated）的過程中，與社會相互形塑的發展變遷；設計風格—流線型（streamlined）的操作，投射了大批崛起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衛生、效率，也消弭了階級、性別的歧見。Laura Ann Twagira (2020) 歷史性地回顧非洲國家馬利女性使用新式煮食科技的過程當中，發現她們主動採用省勞科技（labor-saving technologies）如榖物碾磨機、烹飪器具，並將之性別化（gender）為「女人的東西」（women’s things），以符合自身需求及文化價值。Twagira 的研究駁斥了「非洲女人對科技一竅不通」的成見，並且進一步主張科技並非中立的存在，而是在不同族群的使用當中，為社會及文化脈絡所形塑，這對於科技的設計中介饒富啟發。類似地，Rofheart (2020)、Shu & Coomans (2020) 的研究，不約而同地發現：無論是科技的想像或落實，在人類及多方參與者與科技的共同協作（collaboration）過程 — 改造、拼裝及轉換，體現為設計，具有無限潛能、但也充滿風險及不確定性，其結果挑戰了既有體制以及權力結構；設計乃為一種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

科技史家將寫作對象延伸到科技的設計，同時也將主題從科技的創新，轉移到科技的使用。Edgerton (1999) 便指出：現代社會普遍認為發明和創新是「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在研究趨勢上，時常偏向以重大發明與創新為主題。但是這種觀點所帶來的影響，很容易讓我們將技術創新與經濟成長兩者的關係畫上等號，落入「不斷創新即能幫助經濟成長」的簡化思維，導致我們無法區分出創新與使用間的差異。他認為，創新不應只被當作是發展經濟的唯一方法；投注大量資源在研發與創新上面，不見得就能在技術運用與經濟發展上帶來預期的效益。Edgerton 轉而強調：實際上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是在技術的使用；特別是經歷普及化過程，並且是一般人「大量使用的技術」，而非創新。

此外，Edgerton 也提醒太過注重創新方面的研究，很容易忽略了婦女、少數族裔與窮人的技術經驗。因為，當代創新者的角色，幾乎出自於中、上階級的白人男性，並且常會以設計者即為使用者的心態，忽略了相對弱勢族群。因此他指出，如果能夠改從技術使用者為出發點，則會更加開闊地去關心那些未被技術發展所重視的使用者。當我們追問「科技使用」（technology in use）的問題，使得非西方社會的技術史不再只是一個被動地接納西方技術創新的邊緣歷史，而可能是充滿主動性與意義感的重要故事（雷祥麟，2004）。事實上，許多後進工業國家，常常是先進科技產品的製造重鎮，也追隨在西方國家的科技使用之後，亦步亦趨。設計的發明—經常出自先進工業國家，以及設計的生產、擴散—經常由開發中國家所實現，兩者在歷史書寫呈現出不對稱的失衡狀況，向來為傳統設計史嚴重忽略。科技史研究對於設計的跨界書寫別具意義，藉此也打開了新的探索議題。

此外，Edgerton 的呼籲，與設計界晚近提倡的「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 Design），似乎不謀而合，STS 與設計研究因此有了共同的關切。芝加哥藝術學院（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設計史家 Bess Williamson (2009) 曾引用了 Bijker & Pinch 的「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分析腳踏車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中，其用途與象徵都不同：19 世紀末，腳踏車既是工業創新的象徵，也是女性解放與新生活方式的載體。到了 20 世紀，腳踏車不僅是交通工具，也成為體育、休閒與時尚的一部分。使用者並非被動接受既有設計，而是積極地「重新設計」（redesign）物件的功能。使用者具有其能動性（agency），因之設計也是在「使用中不斷生成」；設計應被理解為一個動態過程，而非靜態的物件或單純的發明。Williamson 倡言「Design in Use」（原文標題為 The Bicycle: Considering Design in Use）。透過 Edgerton、Bijker & Pinch 的觀點，Williamson 藉由腳踏車的使用考察，重新界定設計，在科技史、以及認識論的層次上，將設計研究關連到 STS。

二、當設計研究碰上STS 

平行於科技史初見設計，設計研究也開始回望 STS；科技史與設計研究產生了雙向流動。以下從設計研究的發展歷程出發，聚焦這兩個領域如何在理論層次上對話。

設計研究在二戰之後，由德國 Ulm 設計學院首先嘗試將設計帶入科學研究的學術領域，如今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學院建置逐一完備。然而，隨著瞬息萬變的現實而連動的設計研究，其具體對象及範疇仍舊處於一種不斷變動的狀態；在 1990 年代中期，有關設計研究的主體與方法，學界之間仍然爭辯不休，莫衷一是（Margolin, 1995）。

設計研究難以被界定為一個發問聚焦、領域清楚和方法明確的學術領域，主要不是因為這個新興學科不夠成熟，而是因為作為一個應用性質的學科，設計產出的物質形式不斷地轉變；設計已經不再是回應工業革命美學形式與勞動生產間的失調（如 1850 年以降的美術工藝運動）、資本主義的製造與消費脫落的市場危機（如 1930 年代在美國形成的工業設計的專業化），等的歷史敘述能夠掌握其本質。設計操作的流動特性，有待吸納不同知識領域，始能與時俱進。有鑑於此，許多國際設計學術社群，不斷接引不同的活水源頭，使得設計研究充滿生機，足能快速回應瞬息萬變的社會。

不同的設計學術社群，近年來不約而同地將觸角伸向 STS。即以設計研究領域的重要期刊 Design Issues 為例，2004 年春季號（20 卷 3 期）出版專輯，從 STS 的角度反思設計如何為社會所形塑（Design by Society: STS and the Social Shaping of Design），刊出的論文包括：Dean Nieusma 的 Alternative Design Scholarship: Working Toward Appropriate Design、Todd ＆ Cherkasky 的 Design Style: Changing Dominant Design Practice、Jeff Howard 的 Toward Participatory Ecological Desig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Kim Fortun 的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 Appropriate Technology、以及 Jesse S. Tatum 的 The Challenge of Responsible Design。此一專輯係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RPI）大學的「An STS Focus on Design」專案所催生，作者群涵蓋了人類學、政治學，以及兼具工程、設計、人文與社會科學的 STS 研究等多元背景。客座編輯 Edward J. Woodhouse 和 Jason W. Patton 在專輯簡介中，將設計的生成者區分為「近端設計師」（Proximate Designers）—— 指產品、工業、視覺、都市設計與建築領域中，直接控制設計細節的專業人士，以及「社會設計」（Design by Society）——指影響設計過程的社會結構，包括制度、文化、經濟與歷史脈絡等，探討「社會設計」如何能夠向實務設計師推進到最大範圍，避免設計在中介科技進入社會可能釀成的巨大災難之前，能夠防範未然、而非亡羊補牢（Woodhouse & Patton, 2004）。設計研究除了審視專業設計師的創作以外，還應關注社會如何透過制度、資源與文化動態、看似「非設計者」集體形塑了設計的結果。這樣一來，設計研究便與 1980 年代興起探討科技造致的社會後果的 STS，有了相互對話的基礎。「Design by society」的概念連結上 STS 的諸多理論觀點，如「科技的社會型塑」（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從而將 STS 觀點帶入設計實作之中。

事實上，較早在一本與 Design Issues 編輯群甚有淵源的 Discovering Design 一書中，力陳「政治性的人體工學」（Political Ergonomics）的 Langdon Winner，乃是 STS 領域的知名學者（Winner, 1995）；該文可視為 Winner 的經典論文〈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Winner, 1980）的延伸，將懷疑論的觀點從科技物轉移到設計理論當中的人體工學。另一本被視為 STS 如椽之作：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歷史學家 Ruth Schwartz Cowan 檢視 20 世紀家用科技（domestic technology）的革新，非但沒有減輕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反而「帶給媽媽更多工作」（Cowan, 1983）。Cowan 對家用科技的歷史研究，對於有志於探討「科技與性別」的後繼者饒富啟發，如 Cynthia Cockburn 和 Susan Ormrod 針對微波爐的研究（Cockburn & Ormrod, 1993）。同樣地，More Work for Mother 也對女性主義設計史的研究展開，奠定基礎；Cowan 的著作，是許多具有性別意識的設計評論都會不忘一提的，其他至少包括：Attfield (1989), “FORM/female FOLLOWS FUNCTION/male: Feminist Critiques of Design”（收錄於 John A. Walker (1989), Desig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Design 一書中）、Buckley (1989), “Made in Patriarchy: Toward a Feminist Analysis of Women and Design”（收錄於 Design Discourse: History, Theory, Criticism, Margolin, V.主編），以及 Whiteley (1993) Design for society: the social contribution of design 一書第四章 “Feminist Perspectives”。

其後，Design Issues 不時刊出運用 STS 概念來反思設計的論文⁶，例如：Ingram, Shove & Watson (2007) 從社會學、人類學的相關論點中，選出涉及產品使用的六個主題：獲得 （acquisition）、銘刻（scripting）、挪用（appropriation）、組合（assembly）、常規化（normalization），以及實踐（practice），作為分析象徵意義和操作關係的具體面向；許多 STS 或社會學理論也得以對應到其中各個主題，並能提供知識養分。除了 STS 學者 Akrich、Latour 外，Ingram、Shove & Watson 還試圖整合其他學術領域如人類學家 Miller、Douglas & Isherwood，科技史家 Silverston、Cowan 等人的觀點來加以解釋；這也反映了設計研究引入 STS、社會人文等不同知識領域，來擴大其對於設計的理解，並且深化設計操作的社會意義。在這樣的知識對話下，設計對於社會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想像以及落實的基礎。

三、「物的能動性」帶來新的設計研究圖像

然而，無論是「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或是「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都過於片面化地解釋科技與社會的從屬關係。要看到這兩者的缺失、點出尋求一個超越性的觀點並不難；但是分析架構、觀察重點要放在哪裡，才能避免矯枉過正、彌補兩者不足，得能檢視使用者與科技物之間複雜的交互關係？再者，如果要將 STS 理論應用於設計研究，如何具體展開呢？這就牽涉到科技／設計物在 STS 中如何被理解與定位。關於這點，Latour 清楚地詮釋了 ANT 中，「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or）的角色：通過設計，非人行動者得以成為「行為者」（actants）。它們被委以執行任務（或者不能執行、難以執行），使得非人行為者協同人類行為者，一起融入預設的行動者網絡中⁷。儘管面臨許多質疑，Latour 堅持「物也有能動性」（”objects too have agency”）。Latour 提高「非人行動者」的重要性，間接淡化人類行動者——即便多數 ANT 研究仍然傾向聚焦「人類行動者」。

不過，非人類行為者的能動性，並不是攤放在一張網絡中就能夠浮現出來；檢視「人類行為者」與「非人行為者」如何互動，才能揭露存在於兩者間複雜的動態關係。STS 學者 Bush (1983)，以離子化（ionization）原子來類比一個技術系統或單一工具，提出「價」（valence）的概念：科技物具有一種達致某種狀態、可以分辨預測的傾向；它會與其他科技物相互作用，也會脫離、或者符合社會規範。例如，槍支並非中性，也不必然造成人們彼此殺戮，但確實會促發暴力行為。雖然檯燈也可以作為凶器，卻不會令人心生畏懼（Woodhouse & Patton, 2004）。

除了 Bush 所提出「離子化原子」的隱喻外，Akrich (1992) 對於科技物的能動性有進一步詮釋，他認為：科技物劃定了行為者（actants）、及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傳佈了一套合於因果論（causality）的知識形式。而「創新者大部分的工作是將世界願景『刻畫』（inscripting）入新物件的技術內容之中。此一工作的最終形式，我稱之為『腳本』（scrip）或『劇本』（scenario）。…如同電影劇本一般，技術物就行動者及空間，界定了一個合該（supposed to）的行動框架……」。事實上，1990 年代 IDEO 設計公司應用了一種被稱之為「劇本法」（scenario）的方法，模擬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產品，進行創新設計。如此看來，「銘刻」（scrip）與「劇本」，兩個概念的雷同，並非偶然：設計彷彿是引導使用者進入先行編織的劇本當中，是一種事先計畫建構、積極地干預真實的「擬像」（simulacra）操作（Baudrillard, 1994）。

如果要揭開技術選擇、使用者的再現，及科技物的真實使用狀況等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可以在設計師與使用者之間往返：「沿著創新者與潛在使用者間的協商（negotiation）過程，並探討其結果如何轉化為科技形式」。在這個往返過程中，「腳本」可以視為工程師／設計師與使用者間的溝通媒介，也揭示了設計如何授與（empowerment）行為和意義。科技物的腳本包括物理性的（physical），以及社會技術性的（socio-technical）。腳本分析可以使我們對於產品的實用空能、美學表現、社會意義及文化認同的建構過程，獲得較好的理解（Fallan, 2002），而這也是科技與社會的發生連結的關鍵。

Akrich 進一步提出「去銘刻」（de-scription）的概念，這個存在於設計師想像的使用者和真實使用者，兩者間的調整機制，使得技術物的意義及形式得以重新被接合起來，而呈現不同的使用狀態，如圖 1。科技物的「銘刻」／「去銘刻」，不僅反映出設計師與(潛在)使用者協商過程，同時也是社會價值觀的轉化、傳遞與抵抗的具體展現（Ingram, Shove & Watson, 2007）。因此，有關「腳本」的考察分析，也就成了 STS，以及設計史／設計研究，兩者的共同題旨。國內 STS 研究領域，就有胡紫寧（2010）試圖以「腳本分析」，探討台灣建築附加物的改／加裝現象。類似地，柯筑傑（2013）運用 Akrich 的「腳本」概念，分析 1980 年代起，情趣按摩棒如何在國家、業者（包含零售商、開發商）以及情趣達人之間，協商出性／別秩序。柯筑傑從新的分析架構中，觀察到情趣按摩棒如何反映了各類「人類行動者」追求情慾解放的實踐策略，超越了一般倡議性的主張。 將「非人行為者」等同於「人類行為者」，對設計研究帶來許多挑戰；對於設計文化研究的書寫，卻是重要提醒：歷史學家往往被偉大的人類行為者誘惑，忽略了整個行動者網絡中，其他人類、非人類參與者（Fallan, 2010:73-77）。對於設計史來說，如果要將寫作對象由設計／師，延伸到使用／者時，就必須要有新的史料素材。因此，各種設計「腳本」，如產品使用說明書、廣告包裝、行銷展示、產品改裝，就成了瞭解「設計師—設計物—使用者」三者間交互關係的重要線索。

（文接下篇）

註釋

1. 筆者將設計相關學術社群區分為設計史以及設計研究，係因兩者各有其發展脈絡和側重的旨趣，並且曾經就設計研究課題、研究取向進行辯論。對於 STS，兩者也有不同層次的回應。詳見拙著：〈當「歷史」碰上「設計」— 重看「設計史或設計研究」的爭論，及其背後的歷史思維〉（翁註重，2002）。 ↩︎
2. 本文改寫自 2021 年發表於日本設計學會發行的期刊 Journal of Science of Design，”Exploring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with Design Studies and Design History” 一文，之後擬再出版於相關學術出版品，在此感謝洪靖老師邀稿。 ↩︎
3. Barry Katz 曾任職於全球頂尖設計與創新公司 IDEO 超過 20 年，現為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CCA）工業與互動設計（Industrial and Interaction Design）名譽教授，並於史丹佛大學擔任兼任教授。Barry Katz 出版多本知名著作，包括與曾擔任 IDEO 總裁兼執行長的 Tim Brown 合著 Change by Design: How Design Thinking Transforms Organizations and Inspires Innovation（繁體中譯：《設計思考改造世界》），Make It New: The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 Design（繁體中譯：《設計聖殿：從 HP、Apple、Amazon、Google 到 Facebook，翻轉創意思維和科技未來的矽谷設計史》）、NONOBJECT（與Branko Lukic、Bill Moggridge 合著），以及 Rx: Design. Strategies for Healthcare Innovation 等。 ↩︎
4. Henry Petroski 曾任職於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擔任土木工程與歷史學教授，卒於 2023 年 6 月 14 日。著作繁多且面向多元，涵蓋工程史、設計史與文化觀察等，其中繁體中文譯本包括：《鉛筆》（1997 時報出版）、《利器》（1997 時報出版）、《書架：閱讀的起點》（2000 藍鯨出版）、《打造世界的工程師》（2001 新新聞出版）、《小處著手：追求完美的設計》（2004 時報出版），《工程、設計與人性：為什麼成功的設計，都是從失敗開始？》（2014 經濟新潮社出版 ）等，足見其在中文讀者群中饒負聲譽。 ↩︎
5. 繁體中譯本《金窩、銀窩、狗窩：人類打造舒適家居的歷史》於 2001 年首度出版，同書於 2008 年改以《設計舒適：家的設計原理》為書名，2013年更改為《金窩、銀窩、狗窩：家的設計史》，2020 年再度更改為《金窩、銀窩、狗窩：一段追尋「舒適」的住宅建築發展史》。 ↩︎
6. Design Issues 刊出 STS 觀點的論文尚有：Venturini, T., Ricci, D., Mauri, M., Kimbell, L., & Meunier, A. (2015). Designing controversies and their publics. Design Issues, 31(3), 74–87。整體而言，STS 已然成為設計研究常見的理論觀點。 ↩︎
7. 這個說法，參照 D. A. Norman (2013)對於「可用性」（affordance）、「限制」（constrain）的見解，以及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中的「情境」（scenario），是設計學者再熟悉不過了。 ↩︎

參考資料

• Attfield, J. (1989). FORM/female FOLLOWS FUNCTION/male: Feminist critiques of design. In J. A. Walker (Ed.), Desig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design (pp. 199–225). London: Pluto Press.
• Buckley, C. (1989). Made in patriarchy: Toward a feminist analysis of women and design. In V. Margolin (Ed.), Design discourse: History, Theory, Criticism (pp. 199–22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wan, R. S.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 Margolin, V. (1995). A reply to Adrian Forty. Design Issues, 11(2), 21.
• Nickles, S. (2002). Preserving women: Refrigerator design as social process in the 1930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3(4), 657–667.
• Whiteley, N. (1993). Design for society: The social contribution of design. London: Reaktion Books.
• Williamson, B. (2009). The bicycle: Design in use. In Design Studies: A Reader.
• Winner, L. (2004).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方俊育、林崇熙譯). 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頁123-150)。台北：群學出版社。
• 翁註重（2002）。當「歷史」碰上「設計」—重看「設計史或設計研究」的爭論，及其背後的歷史思維。設計學報，7(1)，15–32。
• 胡紫寧（2010）。疏離的現代建築腳本下：台灣附加物的生成與演變。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雷祥麟（2004）。代序。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